自去年下半年美國逐漸走出金融風暴后，在對待來自中國等所謂“敏感國家”投資的問題上，一些美國政客又找到了新的炒作和妖魔化空間。對于中國鞍鋼集團決定在美國合資建廠的舉動，50名美國國會議員日前聯(lián)合致信美國財長蓋特納，聲稱對此事“深感關注”，擔心此舉影響美國就業(yè)和危及國家安全。
　　中國在美國土地上投資建廠，為美國增加就業(yè)崗位，反過來卻可能危及美國就業(yè)？這也是美國政客的“邏輯”。在2005年流產的中海油并購美國尤尼科公司交易，在2006年告吹的阿聯(lián)酋港口世界公司并購美國多個港口運營業(yè)務交易，我們也看到了類似的“邏輯”，不過美國政府高舉的更多是“國家安全”的旗幟。
　　這些投資真的就危害美國“國家安全”嗎？美國的“國家安全”就如此脆弱？其實“保衛(wèi)就業(yè)”和“捍衛(wèi)安全”的幌子下，政客們不過是在維護自己特殊的政治利益——通過妖魔化這些涉外事件，展示自己捍衛(wèi)“國家利益”的高大形象，以此獲得政治加分甚至贏得選舉。自然，每逢選舉年，類似炒作事情就更甚囂塵上。
　　我看到一些國內媒體批評說此舉顯示了美國的“不自信”，其實這些美國人自信得很。他們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就是自信對自己有利無弊，也不必管美國整體的利益。美國前財長保爾森(Henry　Paulson)就曾公開承認，拒絕港口世界和中海油的投資，讓許多人對美國的外資政策產生了疑慮，對美國來說是弊遠大于利。
　　但美國人一味拒絕外國投資嗎？倒也不盡然，對盟國一般另眼相待(除了日本經濟迅速發(fā)展時期外)，對中國、阿聯(lián)酋等敏感國家，也看具體什么時候。
　　2008年金融危機初期，阿聯(lián)酋阿布扎比投資局75億美元入股花旗集團，就得到了美國國會議員的歡迎。用美聯(lián)社的話說，紐約州的參議員查爾斯·舒默——這位在外來投資上“說話最快、聲音最響”的反對者之一——就開始“180度大轉彎”。
　　除了公開對阿聯(lián)酋投資表示贊同外，舒默還暗示，他也會對中國投資美國金融企業(yè)予以放行。比如，對于當時擬議中的中信證券和貝爾斯登相互投資10億美元的戰(zhàn)略協(xié)作，舒默就開“金口”說，他不予反對，前提是中方也對相互投資予以批準。當然，幸虧中信證券當時最后并沒有投資，不然在金融海嘯中，這筆投資將血本無歸。
　　所謂“此一時、彼一時”，在金融海嘯席卷華爾街，各大金融機構對外資望穿秋水之際，再阻止海外投資顯然會觸犯華爾街的利益，精明的政治家絕不會輕易插手。更何況，金融企業(yè)是這些政客競選資金的主要來源，在最關鍵時候得罪了他們，無異于自掘墳墓。但當危機最嚴峻時刻過去，美國對外資金需求沒有原先那么迫切時，一些政客自然又回到了原先的立場。
　　從這種對外資的態(tài)度可以看出，一些美國政客口中的所謂“保衛(wèi)就業(yè)”和“捍衛(wèi)安全”，不過都是從權——需要時就放“綠燈”利用，不需要時就懸“紅燈”叫停。而在這些政客的左右下，美國行政當局也是左右搖擺。
　　比如，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最近就拒絕了多起中國企業(yè)美國并購的案例，理由也是所謂的“國家安全”。外國投資委員會是美國審查外方對美國重要企業(yè)或重要領域并購案件的最高管理機構，該機構由美國財政部長擔任主席，成員包括勞工部長、貿易代表等多名內閣官員。
　　但該機構也備受爭議。美國前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就曾對我說，CFIUS是一個由法律、規(guī)章、政策和政治共同作用的領域，其行事受政治影響太大，這也是“在美國做生意比較丑陋的一面”。
　　這種丑陋，最終損害的只能是美國的信譽和利益。美聯(lián)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就曾批評，美國一些政客的保護主義做法，結果將是破壞性的。按照他的說法，“美國從二戰(zhàn)后的全球化中受益匪淺，這種倒退的做法使我感到悲哀，這也不符合美國的利益�！薄�
　　為什么這么說？因為現(xiàn)在畢竟不是美國獨霸天下的時代。作為一個雙赤字高懸的國家，美國比其他許多國家更需要外來投資。美國弗雷德·阿爾熱管理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扎卡里·卡拉貝爾就說，在20年前美國還是主要資本輸出國時，叫囂國家安全、主權至上和經濟民族主義，自然沒什么大不了，因為美國不缺錢，缺錢的是其他國家；但時過境遷，在全球化的年代，美國再也承擔不起排斥外資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