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國企在我國經濟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未來的“十二五”期間，如何規(guī)劃國企的進退應該也是一個認真思索的問題。權威部門的資料顯示，今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yè)的營業(yè)總收入和利潤繼續(xù)大幅度提高。在國內外市場風云變幻莫測、全球經濟復蘇前景不明的復雜環(huán)境下，中國國有企業(yè)能取得如此驕人的業(yè)績，實在可圈可點，可喜可賀。
　　然而，一些人卻由此得出結論：國企完全能夠適應市場經濟了。更有甚者認為，應當變“國退民進”為“國進民退”。于是，原本不成其為問題的問題，在一些既得利益者的鼓噪下，又變成了問題。
　　“十二五”期間，究竟應當怎樣認識“國退民進”抑或“國進民退”？
　　我們以為，對于這個問題的討論，既不能沉陷于微觀層面“‘公’說‘公’效益好，‘民’說‘民’效益好”的爭論，也不宜糾纏于既得利益和非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紛爭，而應著眼于改革開放的大方向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惟其如此，才能對為什么要堅持“國退民進”，為什么同時又要“做大做強”部分國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國企歷史功績不容抹殺

　　一部經濟史表明，每個經濟體在實現(xiàn)工業(yè)化過程中，都要經歷一個原始積累過程。在西方，這個過程主要是靠“羊吃人”、殖民戰(zhàn)爭、販賣黑奴等“血與火的文字寫入人類編年史的”。
　　上世紀中葉，新中國開始工業(yè)化進程時，歷史已經翻過那血腥的篇章。于是，在“一窮二白”且遭到外部封鎖的特定歷史環(huán)境下，我們只能亦步亦趨地學習和仿效前蘇聯(lián)的計劃經濟體制，通過工農業(yè)“剪刀差”積累資源，依靠行政權力配置資源。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大批國企應運而生。正是一批被譽為“共和國長子”的國企，為初步建成我國現(xiàn)代工業(yè)體系，為新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和政治獨立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
　　但是，由于國企與生俱來的制度性缺陷——所有者缺位，缺乏來自出資人的激勵和約束；政企不分，缺乏對市場信號應有的敏感和反應；企業(yè)不獨立，缺乏內在利益和效益追求機制；資源或市場壟斷，缺乏創(chuàng)新和進取動力……加之特定歷史條件下種種政治和社會原因，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前夕，國有企業(yè)大面積虧損，社會商品普遍短缺，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
　　正因如此，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之路。而中國改革的一大主題，就是改革國有企業(yè)。30多年來，在國企改革的日歷上，記錄了一連串帶有時代印記的名詞：放權讓利、承包經營、貸改投、債改投、利改稅、資產經營，直至抓大放小、國退民進、股改上市、資本運營。回過頭來看，正是由于國企的改革和部分退出，也同時由于民企的異軍突起和長足發(fā)展，以及與此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市場經濟體制的發(fā)育，創(chuàng)造了中國經濟長期持續(xù)快速增長的奇跡。

　  市場化改革的必由之路

　　那些因為部分國企在一定時期內取得良好業(yè)績，從而對“國退民進”持懷疑態(tài)度的人，如果不是利益使然、話不由衷，就是混淆了宏觀經濟體制改革和微觀經營管理改進這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
　　他們不應忘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過多年“摸著石頭過河”，甚至歷經曲折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價，才終于在1992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明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模式。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要讓市場這一“看不見的手”在資源配置中發(fā)揮基礎性作用。歷史證明，只有通過市場交換，才能實現(xiàn)資源配置效率最大化。而市場交換的前提，是產權多元化。對于從國有經濟一統(tǒng)天下走來的中國，產權多元化即意味“國退民進”。從這個意義上說，“國退民進”并非特定歷史階段的權宜之計，而是以市場為取向的中國改革的必然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為此做出了最有說服力的注腳。正是由于與市場化進程相一致的“國退民進”，使民營經濟獲得巨大發(fā)展空間，并逐步占據國民經濟六成江山；正是由于“國退民進”，眾多國有企業(yè)甩掉歷史包袱、輕裝上陣，并逐步實現(xiàn)國有經濟戰(zhàn)略布局的優(yōu)化；也正是由于“國退民進”，致使全社會創(chuàng)造財富的源泉空前涌流，中國人民告別短缺，由溫飽走向小康。
　　當然，重申“國退民進”的歷史必然性，不等于否認國企在微觀層面為適應市場經濟所做出的種種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更不是要全盤否定國有經濟存在的必要性。市場經濟是迄今為止人類發(fā)明的最有效的經濟制度，但它并不能解決經濟發(fā)展中的所有問題，諸如國家經濟安全、國家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經濟周期性震蕩、貧富兩極分化等問題。市場失靈之際，就需要政府“有形之手”介入。政府干預經濟，一是利用政策杠桿，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二就是辦一部分國有企業(yè)，保持一定數量的國有經濟。
　　既要“國退民進”，又要“做大做強”部分國企，這是發(fā)展市場經濟的必需，也是完善市場經濟的需要。要使這兩個方面既不對立又相輔相成，就需要為市場經濟中的非市場經濟設定一個邊界。這個邊界不是別的，就是但凡市場能解決的，就應充分發(fā)揮市場機制；但凡民企能做好的，就應向社會資本開放；但凡競爭領域，國企和國有經濟就不要去“爭”。只有當市場失靈時“有形之手”才出手。正所謂“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
　　從這樣的邊界來看，“國退民進”還有相當的空間。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國企即便賺錢了，也應堅持“國退民進”。

　　實現(xiàn)宏觀調控目標的現(xiàn)實選擇

　　堅持“國退民進”，在當前具有積極的現(xiàn)實意義。
　　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國政府采取了強力刺激經濟的政策。當前，世界經濟前景還不明朗，西方經濟不排除二次探底的可能，中國不能輕易大幅度改變政策方向，有必要保持相對充裕的流動性。而充裕的流動性必然要尋找投資渠道。
　　在目前投資占GDP中比重已然偏大，短時間內又難以看到新的、帶有全局性的重大產業(yè)技術突破或社會生活方式改變，從而創(chuàng)造出足夠大的新的投資空間的情況下，出現(xiàn)了民資四處游蕩，干擾宏觀經濟穩(wěn)定的現(xiàn)象。游資進入房地產市場，造成房價暴漲；進入商品市場，特別是農產品市場，扭曲了市場價格，帶來通脹壓力。與此同時，移民帶動資金流出也呈現(xiàn)升溫趨勢，導致國民財富“失血”。
　　事實表明，要使改革開放30多年積累起來的民間資金成為推動中國經濟持續(xù)平穩(wěn)較快發(fā)展的引擎，成為創(chuàng)造更多社會財富的源泉，就必須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引導這些資金投向有市場需求的實體經濟領域。對此，國務院已經高瞻遠矚作出部署，出臺了進一步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fā)展的政策措施。
　　目前情況下，國務院政策措施能否落到實處，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就是國企能否進一步從一般性競爭領域退出，為民企騰出更大的投資發(fā)展空間。只有將民間資金引入實體經濟，才有可能既保持經濟持續(xù)健康發(fā)展，又能抑制通貨膨脹，實現(xiàn)宏觀調控目標。果能如此，則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