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改革開放從哪兒開始？就是從制度開始的，而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從法律開始的，因為制度所表現出來的最穩(wěn)定的東西是法律。但現在看來，光有制度不行，制度仍然可能隨時被人為改變。同時，制度既有好有壞，法律也有善法、惡法之分。
　　市場的法律制度主要包含兩大部分，一個叫作市場權利的法律制度，一個叫作市場秩序的法律制度。從國家權力的角度看，這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法律制度。從市場權利的角度來說，國家應該是更少的干預，讓市場的主體享有更多的自由。而反過來，從市場秩序的角度出發(fā)，恰恰應該有更多的國家干預。如果秩序沒有國家公權力作為后盾，是不可能得到完善的。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權力不能過多地介入市場自由，公權和私權更不能結合起來牟取私利；政府不應自己更多地去管資源，政府的職能應當更多地來管秩序。這就涉及政府職能和行為的改弦更張。
　　政府職能如果不變革的話，市場發(fā)育就是畸形的，會產生很大的系統危險。這些年來中國市場經濟法律有很大的發(fā)展，但到今天為止，我們應該承認，那就是在我們的市場體系中，自由也不太夠，秩序也不太好，兩方面都有欠缺。
　　中國現在基本上已經做到有法可依了，但更重要的是政府行政部門首先要做到有法必依。正如陸一君在書中所說的：“見諸法律和法規(guī)上面的規(guī)定，還只是一種書面形式，它們的落實還需要司(執(zhí)行)法和行(行使)政系統有法必依的作為。在現實中，法律和法規(guī)的執(zhí)行才是制度安排能夠正常運作的根本性要素。”從這個角度來說，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我們整個國家從法制走向法治，這是改革開放30年所需要實現的一個重大的飛躍。兩者的不同之處在于，法制是制度，法治是理念。法律容易通過，但是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是很艱難的。
　　改革開放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如何實現“兩個解放”：一是把本應屬于社會自治的功能、社會的權力，從國家權力中解放出來；二是從中央集權的國家權力里面，給予社會一定的自治權。所以，改革開放一個很大的變化是給社會以更多自治的地位。
　　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講，所謂法治，首先就是要處理好公權和私權的關系。這應該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市場經濟中，私權是基礎；二是市場主體的自治權應該優(yōu)于公權；三是市場經濟主體的合法利益應該得到法律的全面保護。但現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經濟生活中、證券市場中，面臨的最大問題仍然是國家管得太多，一切都要國家去批準，一切都要國家去許可。這樣一來，凡事一開頭就形成國家權力的行使直接與私權發(fā)生接觸，就很容易發(fā)生公權和私權的碰撞和沖突。
　　如何把國家力量的運用從首先放到最后，必須花大力氣去解決。國家權力用得越多、用得最早，就越容易引起社會的沖突和矛盾，就不會有社會和諧！要解決好社會和經濟生活中的問題特別是證券市場的問題，必須適當地限制過早、過多地運用國家權力。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市場經濟賴以正常運轉的基礎是信譽。在市場經濟和現代社會中，有一個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就是公權力背后的公信力，即政府行為背后的國家信用。如政府行政部門因擅權和濫權而透支了國家公信力，從而導致社會失去公共信用基礎，這對社會的危害恐怕比一個公司失去了信用不知要大多少倍！
　　面對這一切，我以為任何一個國家法治的完善都和學者的角色、地位密不可分。我們要看到，法學家也好、經濟學家也好、知識分子也好，還有另外一個社會歷史作用——就是要基于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而仗義執(zhí)言。
　　從這一點來說，陸一君作為體制中人，能夠清醒地、獨立地、長年一貫地堅持對市場發(fā)展和社會轉型中的諸多問題，作超越部門、團體和利益群體的思考、研究和分析，并提出獨到的見解，確實是難能可貴的，也體現了他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和歷史抱負。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本文系作者為陸一著《談股論經》所作的序，此處有刪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