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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20世紀的大蕭條逐漸從人們的記憶中消逝，市場可以自動趨向均衡的理論再度統(tǒng)治經濟學的講壇。此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fā)的全球金融風暴，似乎在提醒人們，歷史是不能忘卻的。有趣的是，經濟學家對本次次貸危機發(fā)生原因的反思，最為普遍的解釋都將其歸咎于華爾街的貪婪和政府監(jiān)管的缺失。我手頭上有一本美國人寫的有關次貸危機真相的書，書名就是《貪婪、欺詐和無知》。這倒有點奇怪了，哪一本經濟學教科書不是在講，自利原則和最大化原則是經濟學的核心原則？哪一位經濟學家不會引用亞當·斯密有關“看不見的手”的那段名言？自利與最大化難道不是貪婪的學術式表達嗎？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為不是可以自動導致社會整體利益的實現(xiàn)嗎？政府監(jiān)管怎么又成了市場穩(wěn)定的必要條件？如果貪婪真是次貸危機的原因，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華爾街不是今天才變得貪婪的，建立在自利原則基礎上的經濟學是不是一開始就寫錯了？至于欺詐和無知，則與經濟學的理性原則和完全信息的假定相背離，在經濟學中，是沒有欺詐和無知這種概念的。因為，理性的經濟人被假定為無所不知，自然，他們也不會受欺騙。如果對次貸危機這樣重大的經濟事件都要借助經濟學以外的概念去解釋，我們有理由懷疑，經濟理論本身是否存在著重大的缺陷。
承認政府監(jiān)管的缺失是導致次貸危機的原因，就等于承認那只“看不見的手”并沒有什么神奇之處。僅靠它的調節(jié)，市場并不會自動走向均衡，弄不好還會出大亂子。在危機面前，人們只好重新拾起曾經備受質疑的凱恩斯主義干預經濟的手段，正當各國政府為救市忙得手腳朝天的時候，歐洲爆發(fā)的主權債務危機有如暴風雨過后的又一道霹靂，使本來已經荊棘遍布的復蘇之路再度布滿了濃重的陰霾。這就好比一個溺水的人，好不容易抓住一個救生圈，卻不幸地發(fā)現(xiàn)這個救生圈居然是漏氣的。一向扮演救市角色的政府，這次也有些自身難保，淪落到要被別人來救的地步。這又如何是好呢？凱恩斯也沒有告訴我們，政府干預經濟會捅出這樣的婁子；當然他也沒告訴我們，出了這樣的婁子應該怎么去補救。像冰島、希臘這樣的小國也就罷了，問題是像日本、英國、美國這樣的國家，財政狀況也是一塌糊涂，讓人實在不敢恭維。如果這些國家出現(xiàn)主權債務危機，又有誰來救它們？又有誰能救得了它們呢？
經濟的危機其實反映的是經濟理論的危機，我們用來指導經濟政策的理論很可能出了問題。當“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同時失靈的時候，有必要對我們曾經堅信不疑的理論信條進行一次重新的梳理和審視。
自亞當·斯密發(fā)表《國富論》之后200多年的時間里，主流經濟學基本上是沿著一條個體本位的方法論傳統(tǒng)演變的。這個傳統(tǒng)的特征是：以個人作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單元，以個人追求財富的動機作為經濟行為的動機，并以個人收益的最大化作為經濟活動的中心原則。根據幾個由內省方式得出的“自明”假定，通過邏輯演繹，推導出整個市場的運行模式，如供求法則和市場均衡，等等。即便是“凱恩斯革命”，也沒有從根本上顛覆這一傳統(tǒng)。問題在于，主流經濟學邏輯演繹的前提假設是否可以成立。以經濟分析的基本單元為例，筆者以為，商品經濟的本質是交換，中間至少要涉及兩個行為主體、兩種不同的商品。也就是說，商品經濟最原始的單元應該是一個二元結構的交換單元，而不是主流經濟學所假定的一個廠商和一種商品的一元結構。從交換的二元結構，我們還能推導出商品經濟的基礎是互利，而不是自利。沒有利他成分的自利行為只能導致交換無法完成，或對交換形成破壞。經濟學家鼓吹的自利原則其實是對商品經濟的一種誤導。被稱為經濟學中心原則的最大化原則，在廣泛推演的過程中，會導致無法解釋的悖論。而理性原則和完全預期原則由于缺乏現(xiàn)實性的基礎，不僅與心理學的測試不相符合，而且也不能產生與現(xiàn)實相一致的預測。通過對經濟學所有基本假設的重新審核，本書得出了一個結論：經濟學很可能在根基上就出現(xiàn)了偏差。
正是由于前提假設上的問題，在正統(tǒng)經濟學的邏輯體系中，經常會出現(xiàn)自相矛盾的情況。比如，正統(tǒng)經濟學一方面承認各種投資類別在收益上的差異，如利息、利潤和地租，同時又假定未來收益可以預期。我們知道，不同投資類別的不同收益率，正是基于不確定性的存在和由此產生的投資者不同的風險偏好。如果未來收益可以預期，理性經濟人的正確決策肯定是進行收益最高的直接投資，而那些低收益的間接投資，如借貸及土地出租等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不同的投資收益與未來收益可預期是兩個自相矛盾的假定，它們不可能同時成立。類似的問題，在正統(tǒng)經濟學的教科書中會重復出現(xiàn)。筆者在正文中對此逐一進行了分析。
對于曾經一度占據過統(tǒng)治地位，并且至今仍有巨大影響的凱恩斯經濟學，筆者也同樣持保留態(tài)度。凱恩斯主張政府干預經濟的合理性，是由于市場自發(fā)調節(jié)會出現(xiàn)有效需求不足，但這種對經濟波動的理解是表象性的，并沒有觸及波動的根本原因�；谶@種表象性的理解所提出的政府干預措施，也是治標不治本，按下葫蘆起了瓢。刺激經濟就要引發(fā)通脹，而遏制通脹又會導致經濟增速下滑。而且，政府在干預經濟活動的同時，還會產生一個副作用，即經濟體對政府的救助形成路徑依賴，其結果是政府的負擔越來越重，經濟體的活力卻日趨減弱，日積月累，形成筆者稱之為“凱恩斯死結”的結果——主權債務危機。
問題的嚴重性在于，各國政府仍然執(zhí)行的經濟措施，完全建立在這些漏洞百出的經濟理論的基礎之上。當所有的招數都已用完，經濟仍然無法擺脫困局時，是否會促使一籌莫展的政府采取以鄰為壑的短視行為呢？最近，各國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和爭相實行貨幣貶值的做法，就是一個危險的信號。所以，不管從哪個角度說，都到了該對正統(tǒng)經濟學進行全面清理的時候了。
本書共分15個章節(jié)，前10章涉及微觀經濟學的內容，后5章涉及宏觀經濟學的內容，相信凡是學過西方經濟學的讀者，都不難理解本書的觀點。也希望通過此書，與經濟學同仁就這一課題做更深入的探討。我們堅信，在經過脫胎換骨的改變之后，經濟學會再次贏得人們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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