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落幕，中國進入新的歷史時期，未來改革路向引人關注。我們以為，簡單的猜測、抱怨，或是呼喚、推斷，都不能代替冷靜的、深入的思考，不能代替頂層設計到基層實驗的改革準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在近日指出，“不改革可能不會犯錯誤，但要承擔歷史責任”。這種歷史觀給人啟示，也使人更加看重歷史的經驗。當此之時，回首20年前中國改革在低潮時從徘徊、醞釀、策劃到重啟的全過程，正大有裨益。為此，我們特地在此摘要轉發(fā)財新《中國改革》雜志第12期文章，期待回顧昨天，能使我們更加堅決和理性地迎接明天。——編者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推出新愿景之時，重啟改革終成共識。20年前，同樣處于歷史的緊要關口。中共中央在1992年6月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同年10月召開的十四大正式確定這一目標，1993年11月14日閉幕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中通過實施改革的50條行動綱領(即《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下稱“50條”)。從1994年開始，改革按照此規(guī)劃“整體推進、重點突破”，勢不可擋。
歷史性選擇
1992年10月12日上午，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江澤民總書記作大會報告。當談及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時，他說：“實踐的發(fā)展和認識的深化，要求我們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利于進一步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比嗣翊髸脙日坡暲讋�。
“市場”與“計劃”的爭執(zhí)持續(xù)經年，黨中央最高決策層也在思考。
1991年7月1日，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慶祝大會的講話中說：“計劃和市場，作為調節(jié)經濟的手段，是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商品經濟發(fā)展所客觀需要的，因此在一定范圍內運用這些手段，不是區(qū)別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標志�！边@正是鄧小平在會見外賓、視察上海和高層內部談話中幾次闡明的觀點。
從8月中旬起，江澤民著手籌備召開一輪專家座談會。座談會的目的，是為次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做思想準備，主要是“考慮十四大提出什么樣的經濟體制作為改革指導思想，特別是關于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應該用什么樣的提法”。
先后有20多位專家參加了座談會，包括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的吳敬璉、林毅夫、王慧炯；中國社科院的劉國光、張卓元、蔣一葦、陳東琪、李琮；國家體改委的江春澤、楊啟先、傅豐祥；中國銀行的周小川；國家計委的郭樹清；還有多位負責介紹國際動態(tài)的專家，如《人民日報》的崔琦等人�！�
座談會主要討論三個問題：首先分析資本主義為什么“垂而不死”，其體制機制中有哪些值得學習的東西；其次分析蘇聯(lián)和東歐國家的劇變。在深入討論這兩個問題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的重大議題。
首次座談會于10月17日召開，至12月14日結束，共用了五個半天和三個整天，參加者們稱“十一個半天”。
座談會在10月間舉行了兩次，這兩次的重點是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發(fā)展現狀，探討資本主義為什么“垂而不死”。與會并發(fā)言的有12人。
人們在討論中認識到，資本主義沒有滅亡，甚至更強大而有競爭力，市場經濟體制有生命力，且一些原始市場經濟的弊病在后來得到了改良和改進，其中就包括宏觀經濟管理。
12月6日和12月9日，專家學者與中央領導以四個半天的會期討論第二個議題，即蘇東劇變的原因和教訓。
有參會者回憶說，大家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比較一致，認為蘇東共產黨垮臺，最重要的是經濟因素，是傳統(tǒng)的計劃經濟體制在競爭中慘敗了，敗給了以美國為首的市場經濟國家。
作為會上活躍的“少壯派”，時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郭樹清的發(fā)言全面而犀利，直指蘇東國家經濟體制的弊端：黨和政府對經濟活動“抓”“搞”太多，把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對立起來，把二者看做是互相排斥、水火不相容的社會經濟制度；教條主義地理解公有制，認為越公越好、越大越好。
討論從12月10日進入第三階段，討論中國改革自身的問題，題為“如何搞好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
當時，很多人的發(fā)言都要跟馬克思主義掛鉤，而吳敬璉則直截了當引用新古典經濟學。他很鮮明地提出以資源配置的有效性來解釋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必要。他還在會上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傾向性提法，將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描述為在宏觀調控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
周小川、郭樹清、林毅夫等有現代經濟學素養(yǎng)的年輕學者，著眼于以市場為核心的整個體系，而所謂市場就是能形成競爭性均衡價格、能反映資源的相對稀缺程度的制度，在規(guī)范的市場上能夠形成價格信號，從而引導資源配置。
據與會者回憶，江澤民主持并出席了全部會議。他沒有發(fā)表長篇講話，但有許多現場點評。此外，喬石、姚依林等領導人有時間便來聽會。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溫家寶自始至終參加了座談會。
小平南巡
中南海風向漸轉，但局勢尚未明了。在黨報輿論場上，直到1992年初，“市場經濟”在較量中依然處于下風。
1992年1月17日，鄧小平攜家人從北京站出發(fā)去南方“家庭度假”。
1月19日上午，火車到達深圳。鄧小平每一處的談話都緊扣改革。
針對過去兩年中姓“資”姓“社”的討論，鄧小平直言，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fā)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此即著名的“三個有利于”標準。
鄧小平還提出了重要論斷：“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qū)別，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1月23日上午，在從深圳蛇口碼頭乘快艇前往珠海途中，鄧小平說，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3月9日至10日，江澤民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15名政治局委員表示，完全贊同鄧小平的南方談話。
3月26日，《深圳特區(qū)報》發(fā)表《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一文，生動描寫了鄧小平在深圳特區(qū)視察的經過，并首次公開披露了南方談話的部分內容。3月30日，新華社全文播發(fā)此文。
至此，“市場經濟”光明正大地進入公眾視野。
總要有個目標模式
十四大召開的日子越來越近。
1992年4月1日晚，江澤民給時任體改委主任陳錦華打電話。他說：“現在，改革開放正處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下一步該怎么辦，大家都在等待，也有點著急，請體改委好好研究一下，向中央提出建議�！�
陳錦華立即請剛從上海調任體改委宏觀調控體制司司長的樓繼偉組織座談會。
樓繼偉約請了廣東、江蘇、山東、遼寧、四川等幾個省的體改委主任召開座談會，討論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采用哪種提法更好。
在座談會上，廣東省體改委主任易振球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機制。易振球認為，從中國共產黨領導到收入分配，再到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效率，與中國的國家性質并不矛盾。易振球講得很系統(tǒng)。其看法也獲得絕大多數參會者的贊同。
會后，國家體改委將可以明確提出“建立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議寫成報告，直接呈送江澤民。當時，十四大報告起草組已經拿出第一稿，文中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4月30日，江澤民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報告第一稿。他強調，十四大在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上要前進一步，要講清楚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什么。
改革者也在通過其他渠道向江澤民進言。4月30日，吳敬璉與他經濟學領域的同事——周小川、李劍閣和吳明瑜在多次討論、修改之后，向江澤民提交了《關于計劃與市場提法的建議》。
在建議書中，吳敬璉等人梳理了十多年來關于計劃與市場的爭論中提法的演變，并建議在十四大把這一論述提到一個新高度，對社會主義改革的目標模式做出新的科學概括，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
江澤民預定6月9日在中央黨校發(fā)表講話。這次講話將為十四大定調。
5月下旬，講話起草組已經概括出了三個提法：一是建立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二是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體制；三是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講話前，江澤民再次多方征詢意見，斟酌是否適合在黨校講話中正式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說法。
6月9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上講話。他說，上述這幾種提法，究竟哪一種更切合中國的經濟實際，更易于為大多數同志所接受，更有利于促進我們經濟建設的發(fā)展，還可以繼續(xù)研究，眼下不必忙于做出定論�！拔覀�人的看法，比較傾向于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提法�！比珗鰺崃夜恼�。
江澤民還對“什么是市場經濟體制”作了闡釋。他在講話中批評有些人“很少看到市場對激勵企業(yè)競爭推動經濟發(fā)展的積極作用，特別是看不到市場也是一種資源配置的方式，看不到它對優(yōu)化資源配置所起的促進作用”，同時指出“市場是配置資源和提供激勵的有效方式，它通過競爭和價格杠桿把稀缺物資配置到能創(chuàng)造最好效益的環(huán)節(jié)中去，并給企業(yè)帶來壓力和動力�！�
此后，根據“六九講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精神，起草小組進一步修改十四大報告。
進展并非一帆風順。1992年七八月間，起草十四大文件的班子中有人提出，把調子往下降降，打算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成報告中的第三級標題。
同在起草組的劉國光堅持主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當下最重要的，應該放在第一級標題。
在看到十四大報告征求意見稿后，吳敬璉于9月5日再度上書江澤民：“把我國經濟改革的目標規(guī)定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對鄧小平同志所倡導的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的進一步闡明，也是本世紀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項最重大的發(fā)展，其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都十分深遠，應當用有分量的語言加以概括和評價�！辈⒅毖圆恢M“目前的文稿似乎體現不足”。
此時，江澤民決心已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面旗幟。
從綱領到行動
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需要相應的體制改革總體規(guī)劃與實施方案。
1993年5月31日，由25人組成的中國共產黨十四屆三中全會文件起草小組進駐北京西郊的玉泉山。
起草組用三周多時間完成了提綱，于9月9日完成第三稿。經中央審議修改后，下發(fā)全國征求意見。與此同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還就改革中的重大問題，組織了有300余人參加的16個專題調研組，到各地開展了廣泛的調研，為起草工作提供了豐富的背景材料。
這份題為《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的草案于11月14日獲得通過時，是正式討論稿的第八稿。文件除開頭和結尾各一段簡短的文字外，主體分為十個部分，共50條。所以，該決定又被稱為“50條”。
“50條”在市場經濟框架下提出，由現代企業(yè)制度、市場體系、宏觀調控體系、分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組成的“五大支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內容。由此，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十四大提出的總體目標，具體化為行動綱領。
“這五根支柱，是迄今最好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guī)劃�！睍r隔19年，許多專家仍如此評價。
20年前的改革大策劃彪炳史冊，卻也難免受到歷史和認識的局限，其實施過程中也多有不盡如人意之處。早在十四大報告起草過程中，即曾提出若干需要在中期研究解決的改革問題。但是，因缺乏共識或囿于內外部條件不足，多數只是破題。
這些未完成的改革課題，包括國企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社保體制改革等，至今仍是未完成改革中障礙最多、難度最高、爭議最大的內容。
十八大已然落幕，始于十八大的歷史才剛剛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