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屆政府上任以來，在約束和規(guī)范行政權力事項方面進步顯著，先后四次削減和下放政府審批事項，激發(fā)被各種審批事項和不合理門檻抑制的創(chuàng)業(yè)熱情，使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逐漸顯現。
　　然而，對于具有行政權力主導一切傳統(tǒng)的中國而言，限制政府權力遠非削減政府審批事項這么簡單。中國獨特而持久的政治傳統(tǒng)決定了政府的權力觸角不僅無處不在，并以其不透明和不公開的運行規(guī)則而難以削減和規(guī)范。因此，值此全面深化改革開局之際，能否通過有效的法律制度安排，公開政府權力清單和權力運行路線圖，并輔之以常態(tài)化的監(jiān)督機制，無疑具有決定中國改革前途、決定經濟社會轉型成敗的舉足輕重的意義。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推行各級政府及其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依法公開權力運行流程。之后，廣東、浙江等地開始推行政府權力清單公開試點，將幾千年來秘而不宣的政府權力清單和運行圖公之于眾。
　　今年以來，李克強總理多次強調，要充分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逐步建立各級政府的權力清單制度，為市場主體營造公平競爭的發(fā)展環(huán)境。對目前政府及有關部門仍保留的審批事項，要公布目錄清單，聽取基層和群眾意見。在清單之外，“一律不得實施行政審批，更不得違規(guī)新設審批事項”。在剛剛過去的2月份，國務院決定向社會公開國務院各部門目前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清單，以鎖定各部門行政審批項目“底數”。
　　可以說，明確并公開政府權力邊界，對建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具有里程碑意義。然而，無論是公開政府權力清單，還是削減政府審批事項，必將觸動權力部門的利益，必然會遭遇相關部門官員的抵制或陽奉陰違。中國政治的“博大精深”決定了，如果沒有相應的規(guī)則和硬約束，一定會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局面。前些年推行“三公經費”公開過程中出現的很多問題就是明證�！叭�公經費”是公開了，但與公眾期待的公開程度仍有很大距離。
　　因此，在這一輪公開政府權力清單的改革中，一定要防止各種反彈、敷衍了事和貓膩。比如，權力清單公開不明細，或只是公開審批事項，但不公開相應的程序和時限要求；再如，公開了“大清單”，但通過“其他審批事項”等兜底條款，保留隱形審批事項，設置權力的“玻璃門”和“彈簧門”；還有，名義上減少很多審批事項，實質上不過是合并同類項；甚至，不排除個別部門一面減少舊的審批事項，一面增加新的審批事項，或者在公開權力清單時悄悄塞進本不存在的審批事項，等等。
　　為避免上述種種問題，我們建議，首先，要將政府權力清單的公開納入法治和責任軌道，按照法律法規(guī)的要求，對各級政府及其部門的權力清單進行合法性審核；其次，對權力清單進行動態(tài)管理，不僅要懲治逾越權力清單的行為，更要根據經濟和社會發(fā)展要求，進一步削減權力清單；第三，設置權力清單不能推卸政府服務職能，不能削減權力的同時把應有的服務當成包袱甩掉。
　　當然，政府權力清單合理與否的最終判斷標準，應該是“凡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jié)的事項，不再設定行政審批；凡可采用事后監(jiān)管的不再前置審批”，并與企業(yè)和個人的“負面清單”形成對應關系。惟其如此，方能將政府權力真正關進“籠子”，才能清除各種各樣的“彈簧門”、“玻璃門”，才能真正發(fā)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