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破：“破”偏頗，“破”脫節(jié)，“破”滯后

　　從世界金融危機和中國改革開放的現實生活經驗層面考察，人們普遍發(fā)問：為什么經濟學家對于“千年之交”后震動全球的金融危機既無像樣的預測，又無有效、有力的經濟學解說與對策思路框架？如何以經濟學理論總結分析各經濟體在應對危機種的成敗得失，特別是如何闡釋中國的不凡發(fā)展與艱巨轉軌進程？眾多研究者認為：經濟學理論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亟待反思。我們認為，這一中外人士反復提到的挑戰(zhàn)性問題可以歸結為經濟學理論所需要的、在新供給研究中已致力做出的“破”，這至少集中于如下三大方面：

　　第一，我們直率地指出了主流經濟學理論認知框架的不對稱性。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雖然各自強調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貢獻，但是共同的失誤又的確不容回避，即他們都在理論框架里假設了供給環(huán)境，然后主要強調的只是需求側、需求側的深入分析和在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張，都存在著忽視供給側、供給側的共同問題。最近幾十年有莫大影響的“華盛頓共識”，理論框架上是以“完全競爭”作為對經濟規(guī)律認知的假設條件，但是回到現實，即聯(lián)系實際的時候，并沒有有效地矯正還原，實際上拒絕了在供給側作深入分析，在這樣一個重要領域存在明顯不足。世界頭號強國美國前幾十年經濟實踐里，在應對滯脹的需要和壓力之下應運而生的供給學派是頗有建樹的，其政策創(chuàng)新貢獻在實際生活里產生了非常明顯的正面效應，但其理論系統(tǒng)性應該說還有明顯不足，他們的主張還是長于“華盛頓共識”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場主體層面怎樣能夠激發(fā)供給的潛力和活力，但弱于結構分析、制度供給分析和政府作為分析方面的深化認識——因為美國不像中國這樣的經濟體有不能回避的如何解決“轉軌問題”與“結構問題”的客觀需要，也就自然而然地難以提升對供給側的重視程度。相比于指標量值可通約、相對易于建模的需求側，供給側的指標不可通約而千變萬化，問題更復雜、更具長期特征和“慢變量”特點，更要求結構分析與結構性對策的水準，更不易建模，但這并不應成為經濟學理論可長期容忍其認知框架不對稱的理由。

　　第二，我們還直率地批評了經濟學主流教科書和代表性實踐之間存在的“言行不一”問題。美國等發(fā)達市場經濟在應對危機的實踐中，關鍵性的、足以影響全局的操作，首推他們跳出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來實行的一系列區(qū)別對待的結構對策和供給手段的操作，這些在他們自己的教科書里面也找不出清楚依據，但在運行中卻往往得到了特別的倚重與強調。比如，美國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真正解決問題的一些關鍵點上，是教科書從來沒有認識和分析過的“區(qū)別對待”的政府注資，美國調控當局一開始對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還是不救”之后，對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垮臺，而有了這樣的一個處理后又總結經驗，再后來對“兩房”、花旗，一直到實體經濟層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別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資金對特定主體的選擇式注入，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區(qū)別對待的供給操作，并且給予經濟社會全局以決定性的影響。然而，如此重要的實踐，迄今還基本處于與其經典學術文獻、主流教科書相脫離的狀態(tài)。

　　第三，我們還直截了當地指出了政府產業(yè)政策等供給側問題在已有經濟學研究中的薄弱和滯后。比如，在經濟發(fā)展中“看得見摸得著”的那些“產業(yè)政策”方面，盡管美國被人們推崇的經濟學文獻和理論界的代表人物均對此很少提及，但其實美國的實踐可圈可點，從20世紀80年代《亞科卡自傳》所強調的重振美國之道的關鍵是“產業(yè)政策”，到克林頓主政時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奧巴馬國情咨文所提到的從油頁巖革命到3D打印機，到制造業(yè)重回美國，到區(qū)別化新移民和新興經濟等一系列的亮點和重點，都不是對應于教科書的認知范式，而是很明顯地對應于現實重大問題的導向，以從供給側發(fā)力為特色。不客氣地說，本應經世致用的經濟學理論研究，在這一領域，其實是被實踐遠遠拋在后面的“不夠格”狀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