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暴發(fā)的金融危機，重創(chuàng)了美國金融體制的信譽，造成數(shù)額驚人的財富損失。這場危機是不可避免的嗎？不少業(yè)內人士甚至權威人士都一口咬定，2008年之前，他們對金融業(yè)即將到來的危機一無所知，沒人能預見到這樣的危機。

　　事實并非如此。

　　曾出任過印度央行行長的拉古拉邁·拉詹2007年初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任上公開表示，全球金融市場動蕩即將到來。對拉詹的警告，多數(shù)監(jiān)管官員和頂級投行掌舵者的反應是嗤之以鼻（這段經歷可見拉詹所著《斷層線》）。美國投資作家戴維·威德默等人在2006年出版的《美國的泡沫經濟》中，對2008年危機到來時上演的景象——房地產泡沫破滅、私人債務泡沫崩潰、股市泡沫跌落——就有精準預言。在金融危機發(fā)生前作過準確預言的，還有被稱為“末日博士”的努里爾·魯比尼的《末日博士魯比尼的金融預言》，金融衍生品專家薩蒂亞吉特·達斯2006年出版的《交易員、槍和鈔票》，等等。

　　實際上，2008年金融危機并不是像突如其來的地震那樣，沒有給人留出反應的時間。這場危機的最早征兆，是復雜金融衍生品的危險性開始體現(xiàn)；稍后，美國樓市、股市及其他有關國家的資本市場掀起狂熱；進入2007年，反映機構投資者信心的蓋洛普投資者信心指數(shù)開始下滑。這也就是說，即便是那些沒有能力辨識金融衍生品危險性、無法獲得準確內幕消息的普通投資者，也完全可以在2007年收手，逃過次年的危機；同樣，美國等國家和地區(qū)的監(jiān)管部門，至少擁有一整年的時間去應對該次危機。但在當時，華爾街和華盛頓，以及全球其他金融中心的決策者，都沒有認真對待金融風暴即將到來的警示。人們所表現(xiàn)出的，甚至是刻意閉目塞聽，拒絕承認災難就要來臨。而這就叫作灰犀牛風險。

　　多年前，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所著的《黑天鵝：如何應對不可預知的未來》，將并不明顯、逐漸完成累積的低概率高風險事件，定名為黑天鵝風險。如今，美國學者、古根海姆學者獎得主米歇爾·渥克（Michele Wucker）則對應的將高概率、特征明顯、破壞力極大的風險事件，稱之為灰犀牛風險。

　　打個比方說，在野外，一個孤立無援的人不小心觸怒了重約兩噸、擁有極強沖擊力的灰犀牛；犀牛沖撞陣勢嚇人，一動不動顯然不會是最佳選擇——但事實上，一些在野外遭遇類似危險的人，會僵在現(xiàn)場，甚至遮蔽自己的雙眼，拒絕正視事實。我們可將之視為人的本能反應，這樣的行為反應方式并不少見，包括美國、日本、部分歐洲國家在內，很多國家和地區(qū)的海濱城市近年來頻繁遭遇極端氣候帶來的災難，但很少有城市真正做到正視災害風險并采取行動，主要的資源每每被花在代價昂貴的救災而非預防；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智能計算正在整體性顛覆傳統(tǒng)行業(yè)，但后者能做出有效應對的變革的企業(yè)卻并不多。

　　“未知的已知”往往最難接受

　　米歇爾·渥克梳理出了個人及各類組織，被動遭遇應對灰犀牛風險的五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人們會找出各種理由來否定警示者發(fā)出的信號，否認事實；第二階段，當危險變得更加明顯，人們會想方設法否定立即行動的必要性，希望問題能自然消亡；第三階段，浪費大量時間來思考對策，因為分不清即將到來的危機哪個才是需要首先應對的危機，不斷反復斟酌，不斷自我質疑，總之邁不出行動的步伐；第四階段，陷入巨大恐慌；第五階段，滑入匆忙的應對，或者直接陷入自我崩潰。

　　為什么灰犀牛風險如此明顯，人們還會“遮蔽雙眼”、否認事實，甚至去攻擊警示者、希望危機并不存在呢？否認事實、否認危機的反應，并不奇怪，“當我們常規(guī)認知外的新觀點出現(xiàn)時，我們的情緒會變得非常復雜”，因而采取本能拒絕的方式，以保護我們的自尊。哲學家斯拉沃熱·齊澤克也說過，“未知的已知”，即我們并不清楚、但客觀存在的事實或另行形成的觀點，往往是我們最難以接受的。米歇爾·渥克還提出，對那些出現(xiàn)在知識和常識之外的事實或觀點，我們往往會迷信專家，而排斥非權威性、相對較弱的信息來源，并在從眾心理作用下加劇偏執(zhí)。

　　那么，又怎樣解釋當灰犀牛風險已無法回避，人們卻僵在原地，不能避開其奔襲路線？仍以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為例，美聯(lián)儲公布的會議記錄顯示，2008年1月，美聯(lián)儲就已經在研究如何應對可能發(fā)生的蕭條，但這一年，美聯(lián)儲官員努力尋找的是以往危機到來時發(fā)生通脹的證據(jù)，而對失業(yè)率、大型投行倒閉等信號忽略。到了2008年9月，美聯(lián)儲會議仍一致表決反對削減利率，直到10月，經濟數(shù)據(jù)下行趨勢過于顯著，雷曼兄弟公司倒閉后引發(fā)了巨大混亂，美聯(lián)儲才從漸進主義的框框中走出。米歇爾·渥克解釋說，美聯(lián)儲在2008年行動遲緩，主要源于前任主席格林斯潘長期推行低利率政策并因此招致制造金融資產泡沫的質疑，所以美聯(lián)儲官員擔心再次犯下同樣錯誤，始終在糾結過去的事情，很難接受理解新的信息。在嚴重危機面前選擇得過且過，是相對容易的躲避麻煩的辦法，總能找到方方面面的理由，更關鍵的是，這是一種人性的缺陷所致：寧可招致問題付出成本和代價，也不愿承擔采取行動而帶來的犧牲，哪怕后者遠遠低于前者。

　　當人們承認危險確實存在時，很多因素會妨礙人們及時行動并走出困境，最突出的就是當找不到“一招制敵”的辦法，其他可選辦法均需要付出較大成本和代價時，就會產生強烈的糾結。比如，全球氣候變化及引發(fā)的災害，在21世紀初就已被公認為各國需要共同面對的重大危機，但因為沒有不需付出代價的解決方案，而是需要包括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共同作出重大調整、承擔代價，行動效率因而變得非常低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巴黎協(xié)定》雖然有175個國家簽字，但這只是表現(xiàn)各國對氣候條約的誠意，批準和實施才是關鍵。而美國的猶疑和反復是其中最大的不確定因素。美國氣候政策的基石之一是《清潔電力法案》，該法案將對電廠溫室氣體排放實行史無前例的管制措施。然而這項法案在最高法院受到了嚴重挑戰(zhàn)。去年2月，最高法院要求環(huán)保署暫停實施該項法案，給美國氣候政策蒙上了一層陰影。特朗普是氣候變化懷疑論者，所以，即使不廢棄《巴黎協(xié)定》，美國氣候政策都有可能出現(xiàn)大幅度倒退。

　　拒絕恐慌積極行動，才能應對灰犀牛風險

　　一旦陷入恐慌，在強大的壓力下，我們的大腦會高速運轉，記憶力會隨之提高，感覺會變得敏銳，腎上腺素會增加，但此時也可能忽略一些重要的隱私，因此有可能作出最好的決定，也可能作出最壞的決定?！痘蚁＃喝绾螒獙Υ蟾怕饰C》列舉了在恐慌狀態(tài)下，在不同情境下，人們可能作出的不同選擇。有些人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緒，在他人恐慌的同時還能夠冷靜應對，從而制定出了更好的行動計劃，沒有因為陷入恐慌觸發(fā)非理性反應。當然，也有人因為產生恐慌情緒，針對相關危險局面，作出更加可怕的決定，例如，徹底放棄自救，或實施反社會行為等，把自己置于更難預料的危險之中。

　　在每一次、每一組黑天鵝事件的背后，都隱藏著一個巨大的灰犀牛危機。因為越是直觀的危機，越容易被人忽略，米歇爾·渥克列舉的常見反應方式，被證明不但無助于應對解決危機，還可能將更多的麻煩攪在一起，造成系統(tǒng)災難。由此，他在書中給出了灰犀牛風險（危機）的應對策略：

　　首先，要承認危機的存在，這需要打破個體和組織在主觀上習以為常的，對于風險和危機的抵觸否認慣性，使個人或組織能夠盡快去洞察那些招致風險（危機）出現(xiàn)的因素。不要害怕犯錯誤，不要迷信專家，要養(yǎng)成質疑權威、獨立思考的習慣。其次，要定義灰犀牛風險的性質。對于問題的定性和描述，決定著能否即刻行動，以及應對策略是否奏效。問題最好以一個容易引發(fā)情感共鳴，足以讓危險事件更加生動鮮明的方式描述。第三，不要靜止不動，也就是不要在沖擊面前僵在原地。第四，不要浪費已經發(fā)生的危機，要真正做到從災難中吸取教訓。第五，要站在順風處，眼睛緊緊盯住遠方，準確預測遠處看似遙遠的風險，摒除猶疑心態(tài)，優(yōu)化決策和行動過程。第六，成為發(fā)現(xiàn)灰犀牛風險的人，就能成為控制灰犀牛風險的人。無論從商業(yè)、投資，還是地緣政治等角度，如果能更早發(fā)現(xiàn)重大風險或其問題苗頭，就更可能較早采取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