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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貧瘠的土地上生長著
——扶貧調研中6個記憶
2017-08-15 作者: 新華社記者 何雨欣 楊洪濤 龐明廣 來源: 經濟參考報

  因為采寫稿件,我們在近一年里,多次踏上中國貧瘠的土地。最初滿眼看到的皆是平凡。

  然而,隨著一個個故事與細節(jié)被挖掘再挖掘,背后內涵不斷豐富再豐富,越來越感觸到在這個沒有硝煙的中國反貧困戰(zhàn)場,我們最終被貫穿其中的信念與力量打動著、震撼著……

  在這些地方,有的無論怎樣辛苦耕種都“不出種”,有的甚至寸草不生,卻讓人感受有太多東西每時每刻都在堅韌挺拔生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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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夜,貴州省武陵山腹地一口刀村,易地扶貧搬遷動員會在持續(xù),村民們點起了火把。軍人出身的第一書記肖涵說,他感覺回到了軍營,回到了戰(zhàn)場。

  在平原地區(qū)長大,走進這樣一個西南地區(qū)的懸崖村,感受特別。最低處的村小組,如一個“鍋底”,被山緊緊環(huán)繞,頭頂?shù)奶熘挥幸恍K,無法想象在這里長大會是怎樣的生命體驗。最高處的村小組,想要抄近路,需在峭壁上爬。

  舉目皆是山,遍地都是石,巴掌大石縫也要栽下一棵玉米苗;34戶村民輪流耕種1.5畝水田;牛都無法實現(xiàn)耕種,只能依靠一把鋤頭……自然環(huán)境極其惡劣,易地扶貧搬遷是出路。

  于是,帶著被條、豬油、斗篷等,鄉(xiāng)親們坐著船在滾滾烏江水上逆流而上,徹底搬離困住他們的大山。

  望著這般景象,肖涵告訴我們,千百年前,這個村子的先輩很可能也是這般順江而來,為躲避戰(zhàn)亂、饑荒住進與世隔絕的大山。

  那一刻,似乎能感觸到這場從歷史中走來的反貧困斗爭又是在如何創(chuàng)造歷史。

  (二)

  為了解云南直過民族——拉祜族支系苦聰人,我們采訪了很多、查閱了很多。

  車行在滇西邊境山區(qū),到處是郁郁蔥蔥的芭蕉林,這里自然稟賦不差,一座座紅色房子在半山腰整齊排列,政府持續(xù)幫扶,他們脫貧究竟難在何處?

  1959年新華社播發(fā)的通訊《苦聰人有了太陽》中,描寫了苦聰人剛被解放軍從原始森林中找到的細節(jié):“那時,苦聰兄弟不敢出林到市場交易,從小赤身裸體,長大后為了遮羞,就用樹葉圍在腰間或把獸皮披在身上。只有少數(shù)膽大的人才敢背著松鼠、鹿茸和編的竹器去向附近的哈尼人或傣家換件舊衣裳。”

  短短60多年,從原始社會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千年一瞬的滋味我們絕對無法體會,但漸漸體會到扶貧干部的難。

  在偏遠村寨蘇魯村,沒人愿意送孩子去上學,急得不得了的扶貧干部給村民們送來一臺臺34英寸彩電,為的是讓收了電視的家長能讓家中孩子去讀書。終于,村里有了第一批學生,孩子們一點點發(fā)生變化。

  很多扶貧干部坦言,扶貧走到今天,最難改變的在思想觀念領域。

  一口刀村與苦聰人寨子相隔1000余公里,一個因自然環(huán)境而窮,一個因思想觀念而窮,兩種不一樣的貧困,折射出偌大中國,反貧困斗爭多么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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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貧調研中,采訪了很多基層干部、扶貧干部,他們大多風塵仆仆,鞋上沾滿泥土,我們聽到很多關于鞋子的故事。

  晴天調研的膠鞋、雨天調研的雨鞋、進城開會的皮鞋——一些干部常備這三雙鞋,被稱為“三鞋”干部。他們以“三鞋”出征,這甚至被稱作他們在脫貧攻堅戰(zhàn)中的“絕技”。

  還有貴州晴隆縣原縣委書記姜仕坤那只磨破的鞋,一次下鄉(xiāng)回來,疲憊的他抬起腿架在凳子上休息,同事們全笑了,他皮鞋底磨出一個大洞,腳底板露出一塊,他渾然不知。常年高負荷工作,姜仕坤最終倒在脫貧攻堅征途上。

  四川南充市李家壩村原村支書李和林,查出胃癌晚期后,依然與死神競速般高強度工作,家中卻一貧如洗,直到去世那一年,一生中最貴的鞋才終于在妻子勸說下穿上,花了50元。

  ……

  用雙腳丈量最貧瘠、最艱險的土地,共產黨員踏出一個個共赴使命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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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扶貧看貴州,貴州扶貧看畢節(jié),畢節(jié)扶貧看威寧。當我們踏上威寧土地,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幾位年輕干部。

  85后副鎮(zhèn)長陶凱思維敏捷、視野開闊。我們腦海中曾問:這樣優(yōu)秀的年輕人為什么選擇在這里工作?

  陶凱說,他看到微信朋友圈里同學們曬北京、上海的生活,也曾問過自己這個問題。

  陶凱講了個故事,他去看望一個貧困的老奶奶,她家里不剩幾個洋芋,但仍烤給他吃。他落淚了,一剎那覺得一切選擇與付出“值了”。

  陶凱有一次去省里開會,以前窮地兒來的干部,常悶頭坐在角落里??蛇@次會上,很多人向他聚來,說威寧是扶貧重地,能在那里工作一定是有能力、組織上看重的人。他覺得很光榮。

  在五星村,我們還認識了村里最年輕的扶貧工作隊隊員陳永鵬,不到30歲。

  初到村子,飽含熱情的他走進老鄉(xiāng)家,就要查戶口填表,面對這個陌生的年輕人,老鄉(xiāng)們警惕地說“我們家沒有牛!”“可我明明看到有牛圈?”……

  在村干部、隊長幫助下,陳永鵬憑借養(yǎng)殖上的特長,逐漸被村里人認可,再進老鄉(xiāng)家,先說“您家??煜箩塘?,別喂太飽”“別忘了給牛打預防針”……

  在田間地頭、在老鄉(xiāng)家里……省、縣、鎮(zhèn)派到貧困地區(qū)的年輕干部在這場中國反貧困斗爭偉大決戰(zhàn)中歷練并成長,他們將收獲人生與工作的寶貴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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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次接觸張貴玲,只覺得她應該就是通過改變種植結構,實現(xiàn)脫貧中的普通一員。直到了解到曾作為貧困戶的她,搭上全家積蓄,成為河南蘭考縣杜寨村最早建大棚種哈密瓜的人,對她的認識瞬間改變。

  一萬三千元,對家中老公公常年抱病、兩個孩子還在上學的家庭來說,是全部。在這個鄉(xiāng)親們想都不想就在地里種上小麥和玉米的村子里,是什么讓她和丈夫傾其所有做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那一定是對改變命運的強烈渴望。

  于是,張貴玲和丈夫有了一個又一個寶貝——哈密瓜。在村干部和扶貧干部的幫助下,經歷了黃葉與病蟲害不斷等的種種心靈煎熬、剪枝時需用醫(yī)用剪刀防止細菌進入等種種知識刷新后,張貴玲實現(xiàn)了增收脫貧。

  如今,在張貴玲的帶動下,鄉(xiāng)親們發(fā)動起來,村里建成哈密瓜大棚234座,24戶貧困戶因此穩(wěn)定脫貧。

  《平凡的世界》曾有句話:“在我們親愛的土地上,有多少樸素的花朵默默地開放在荒山野地里?!?/p>

  我們采訪過背背簍,掙錢回鄉(xiāng)修路的“背簍哥”楊文學,也熟悉為走出大山,與鄉(xiāng)親們用雙手“鋤”出一條鑿洞的“女愚公”鄧迎香,他們的故事震撼人心。但在中國貧瘠的土地上,每天都在講述張貴玲們的平凡故事,迸發(fā)的力量同樣讓人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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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進河南蘭考縣王崗村,一個路口屋墻上貼著這樣的“村規(guī)民約”:“紅白事不得超過六個盤,另外一碗大鍋菜”“紅白事用酒標準每瓶不得超過30元;用煙標準每盒不得超過15元,每桌一盒”……

  熟悉扶貧的人都知道,致貧原因有一條叫“因婚”。

  在一些農村地方,紅白事大肆興辦并不罕見,一些老鄉(xiāng)會說,祖上、祖祖上就這么辦,要不多沒面子。但這卻成為扶貧中的一個大障礙。

  王崗村成立了紅白事理事會,村干部帶頭執(zhí)行,誰家要辦事了,村干部到場主持,給辦事方撐臉面,告訴大家不是辦事方小氣,是理事會的規(guī)定,村民們都很滿意。

  “村規(guī)民約”在越來越多山村里實行,一個鄉(xiāng)干部告訴我們,“村規(guī)民約”實行7個月,全鄉(xiāng)省了1200萬元,相當于一年醫(yī)療報銷費總和,相當于給群眾增收。

  千年陋習,終被破除,折射出中國農村正發(fā)生的歷史性大變局。

  位于呂梁山區(qū)的山西省岢嵐縣黑峪村“第一書記”葛愛萍(左三)在和村干部商議電商團購活動的具體安排(2017年3月1日攝)。28歲的葛愛萍兩年前從縣委宣傳部來到黑峪村,成為這個小山村的脫貧帶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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