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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個地方，前不久勇敢“曬”了一下官員的財產，但效果似乎都不太好。
一個是新疆的阿勒泰地區(qū)，一個是浙江的慈溪市。盡管都并非上級授意，有關方面開始時也是信心滿滿，但后者只是在各自的布告欄上張貼了幾天，前者甚至無視禮金“零申報”，連“汽車”、“房產”也都不予公開，給人一種虎頭蛇尾的感覺。
當然，我們必須肯定這種舉措的開拓性意義和標志性意義。沒有基層的各種有益嘗試，中國的廉政建設、公共權力的約束就不會取得突破。但是，我們也要思考，一些小地方的這種小舉動，決策者為什么也會如履薄冰，被“曬”者為什么也會戰(zhàn)戰(zhàn)兢兢？財產公示，阻力在哪？
首先，既得利益者肯定如坐針氈。早在1988年，中央高層提出實施領導干部財產公示時，就遭到了很多人反對，直到現(xiàn)在，也仍有許多人不贊成。有些人身居高位，一言九鼎，而且不客氣地說，屁股都不太干凈。他們非常明白，基層的實踐，是一種打“蒼蠅”倒逼“老虎”的舉動，日后定有火燒連營那一天，誰支持，誰就是引火燒身。所以，有的市委書記才會無奈地說，財產公開十年內都很難突破。
其次，百姓似乎也尚未從觀念上準備好。傳統(tǒng)的東西短時間內很難根除，老百姓面對自己“父母官”的財產清單，說不定會從開始時的新鮮、錯愕和驚異，轉化為“為尊者諱”的念頭。他們要么不相信墻上張貼的都是真的，要么壓根就意識不到哪怕只是瀏覽一下，也是自己的權利。所以慈溪才有人說：公示了，也就過去了。百姓不當回事，有政府宣傳工作不到位的因素，也有民主意識尚需啟蒙的因素。
第三，現(xiàn)有技術條件還不能充當堅強后盾。只是憑官員嘴上一說，又無法對人進行核實和監(jiān)督，這樣的公示當然缺乏威信。如果我們不能從稅務、金融、證券和各種商業(yè)服務機構等方面，建起一個監(jiān)督官員收入和支出的聯(lián)合網絡，不能對官員大額可疑資金的流動，以及動產、不動產變化情況進行及時有效的跟蹤和監(jiān)督——一句話，沒有強大的技術作保證，那么，即便公示，也是廢紙一張。
多年來，我國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確實走得很執(zhí)著，也很艱難。繼1988年的動議被否后，199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曾將《財產收入申報法》列入立法規(guī)劃，但一直未能進入實際立法程序；1995年和2001年，我們也先后頒發(fā)了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和省部級干部收入申報的規(guī)定，但實際操作中仍存在許多嚴重不足，收效甚微。
實際上，在公共權力的制約尚未有明顯進展的情況下，單純的財產公示，并不會產生太大的效果。何況官員們要變壞的渠道很多，比如人家可以收受禮金，而且是不經過任何第三方的大捆鈔票，你如何去查？總不能挨家挨戶去翻人家的枕頭和衣柜？所以問題的關鍵，是重在防、重在堵，重在多管齊下的綜合防范，而不是寄望于一兩個所謂“撒手锏”。即便在國外，財產申報也只是防止官員腐敗的一種輔助手段而已。
至于綜合防范，原則不外就是要縮小政府審批的范圍，減少權力尋租的機會。只要政府仍然管得很多很細，只要權力進入市場的通道仍然多如牛毛，那么，腐敗就在所難免。在這樣的情況下，你讓官員再怎么申報、怎么公示，他還是會大大咧咧地一邊填表、一邊照拿不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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