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在臺灣地區(qū)訪問，在花蓮縣火車站前廣場看到孫中山先生塑像基座上刻著“地盡其利，地利共享”，心頭一震，發(fā)現(xiàn)我想說的話，孫中山先生一百年前就已說過。目前地不能盡其利，已是世界普遍的現(xiàn)象。臺北市中心相當破舊，據(jù)說已經動員拆遷20年，仍然因為有不動產主索價過高而無法談成拆遷協(xié)議。高雄到臺北的高速鐵路，因為征地困難，不得不繞走偏遠山區(qū)。日本成田機場因為居民不愿搬走，僵持幾十年，造成的經濟損失可能要以百億美元計。當然，有人說權利不能用成本來衡量，但我們也知道，權利是需要成本來維護的。無論權利應該如何安排，以上例子至少是說明了地未能盡其利。同時，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特殊的土地制度安排，在土地私有化程度高的國家，占有較多土地且土地位置恰好在待開發(fā)地段的土地所有者就可以得到超多的地利，地利被地主拿走當然應該。土地漲價歸公是孫中山先生“平均地權”思想的核心，因為土地開發(fā)帶來土地升值，并非地主努力，而是社會經濟發(fā)展使然。地利被地主拿走，地利也就不可能歸公，沒有可以歸公的地利，政府或國家也就無力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
    看起來，中國目前的土地制度安排，正是遵照孫中山先生的訓導，可以做到“地盡其利，地利共享”。這恐怕正是土地公有的中國，基礎設施遠好于土地私有的印度的原因。
    遺憾的是，國內關于土地制度的討論，似乎完全無視中國現(xiàn)有土地制度的優(yōu)點，而要將在中國完全不可行的土地私有制搬進來。
    十七屆三中全會前后，國內關于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向何處去的爭論十分激烈。我并不研究土地制度，但因為常年在農村調研，對農村情況尤其是對農民的需要有一定了解，我發(fā)現(xiàn)一些人的頭腦完全被意識形態(tài)占據(jù)，而缺少關于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常識。
    2007年以后，關于土地制度的爭論仍未平息。不止是爭論未平息，而且有爭議的實踐也已大規(guī)模展開，尤其是重慶、成都競相成立土地產權交易中心，企圖通過農村土地確權與地權交易，來推進不可逆的農村土地流轉。而學界和媒體關于土地制度的討論明顯有脫離中國農村實際的情緒化傾向，典型表現(xiàn)在對小產權房和“釘子戶”的討論與報道方面。
    當學界和媒體出于善良的愿望，希望農民從土地制度的變動中獲取收益最大化時，農民卻可能因為失去土地而淪落到城市貧民窟中。與我們一般想象的農民需要更大的土地權利不同，真正從事農業(yè)生產的農民，他們最需要的不是土地權利而是生產方便。報刊上介紹農民因為有了更大的土地權利而因地致富，成為百萬甚至千萬富翁，這部分農民即使有，他們也只可能是中國九億農民中的極小和極其特殊的部分，恰恰這極小和極其特殊部分的農民是九億農民中的強勢群體和受益群體，這一部分農民不能代替中國大多數(shù)農民。
    基于當前學界、媒體和地方政府在土地制度上的思想混亂，尤其是缺乏常識的現(xiàn)狀，2009年4月，我決定寫一本關于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向何處去的小冊子，以討論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一些常識，并在此基礎上討論中國土地制度的發(fā)展方向。
    本書的寫作得益于之前十年多時間的農村調研。最近十多年時間，我一直以駐村調查的方式，在全國不同地區(qū)開展調查，每年駐村調查時間都在2~3個月。長期的駐村調查形成了事事自下往上看的習慣，同時，長期的調查，使我能夠比較完整地把握農村的整體狀況，能相對辯證地看待農村的現(xiàn)狀與發(fā)展。我想這本書與一般討論土地制度的書的不同之處，恰在于其中強烈的經驗情緒。這種情緒不僅是一種態(tài)度，而且是一種視角，是一種方法，是一種立場。
    本書得以寫成目前這個樣子，得益于眾多師友的幫助。首先要感謝張路雄先生。張路雄先生長期從事農村政策研究，曾多次參與中央一號文件的起草工作。正當我開始寫作此書時，張先生發(fā)來一組討論農村土地制度的論文，這是我所讀到的最為切近農村實際，也是與我關于土地制度想法最接近的論文，喜不自禁。書中也多有引用。
    本書初稿還得到溫鐵軍、崔之元、姚洋、曹錦清等諸位師友的指正，他們推介本書的話已放在書的封底�！段蚁蚩偫碚f實話》作者李昌平是我的老朋友了，他每次回武漢，都會到我所在研究中心坐一坐。他很早就提醒我要注意研究農村土地制度，他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村民自治的經濟基礎”的觀點。這些都構成了本書的前緣。
    本書出版，得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付立鵬先生的大力幫助。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是聲譽卓著的出版社，能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自己關于農村土地制度的著作，實在是榮幸之至。
    本書寫作十分倉促，初稿是在2009年5~6月完成的，恰好這兩個月是我一年中最為忙亂的時間，因為這個時間內，碩士博士論文要答辯，本科生要畢業(yè)，暑假集體調研要安排。但我也只有這兩個月的時間可以用來寫這部書稿了，其中有些章節(jié)是用每天早晨早起兩個小時的時間寫成。寫作時間倉促，過去對土地制度素少研究，使得本書錯漏之處一定很多。也因此懇請各位批評指正。
    農村土地制度是中國農村最為基礎的制度安排。無論本書的觀點是否正確，我都希望借此引起關于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向何處去的嚴肅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