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杭州，秋色漸濃。我決定來杭州住上數日。玉皇山下，西湖長橋生態(tài)公園，是我每天上午出來看書和散步的地方。下午回到賓館，會為一些雜志社審閱論文或者思考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其中一個理論問題就是“中國經濟結構失衡論”。
    這是一個目前被廣為接受的命題：中國經濟內部結構嚴重失衡。不僅如此，這個內部的失衡通過貿易渠道進而導致全球經濟的失衡。中國需要承擔責任，通過平衡內部的結構來幫助全球經濟恢復平衡。過去，坊間為了譏諷經濟學家，往往說10個經濟學家會冒出11個觀點�？墒乾F在，對中國經濟的判斷卻出現了少有的一致性。我實在好奇這其中的緣由。
    我曾經向我的學生們談過我對中國經濟結構失衡論的一些批評。這些批評的想法是這兩年積累起來的。只是近來我在讀書時發(fā)現，可以把我的這些想法放到一個對結構主義方法論的批評的框架中去。這樣，對失衡論的批評就有了理論的基礎。
    我知道，結構失衡說深得人心，不僅因為它邏輯簡單，易于推理，恐怕更是因為這樣的說法做到了“政治上正確”(polilically correct)。首先在美國，中國經濟結構失衡說毫無疑問符合美國的主流政治，也給全球化時代美國經濟的競爭力衰退、失業(yè)以及金融危機尋找到了一個“替罪羊”。而結構失衡說在中國國內也迎合了日益高漲的民粹主義情緒，與國內新左派的(反市場)自由主義的思潮和價值取向較為吻合。在新左派知識分子眼中，中國經濟的增長過度依賴投資驅動，從而導致勞動收入占比下降，進而導致消費不足，必將形成經濟發(fā)展的不可持續(xù)乃至停滯。這個邏輯與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傳統(tǒng)當然是一致的，更與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左派經濟學家(如盧森堡和斯威齊等人)用于批判資本主義經濟的“消費不足”說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可是，盡管“政治上正確”建立在這種傳統(tǒng)的結構主義觀點之上的結構失衡說卻是對中國經濟(以及全球經濟)的嚴重誤判。在經濟學上，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有嚴重的缺失，常常僅為極少數左派經濟學家用來宣泄對市場經濟的偏見和仇視，也多在經濟蕭條時浮出水面，根本無法為經濟增長和發(fā)展經驗提供正確的理論解釋。因而他們大多數是過眼煙云，在經濟學說史上難以留駐光彩。
    傳統(tǒng)的結構主義分析方法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正大行其道，甚至還被賦予了一個十分生動的名字——“三駕馬車”。中國經濟結構失衡論就是從這個“三駕馬車”的機械運動和并不可靠的統(tǒng)計數據中簡單推論出來的。根據這個三駕馬車來推論，中國經濟的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在內導致消費需求不足，在外則必然產生過度的順差積壓。
    中國經濟結構變化快，由于全球化導致的資本流動和跨國生產方式的變化，統(tǒng)計失真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就中國經濟而言，很多時序數據受各種外在因素的干擾很大，不經過可靠的方法來調整“毛數據”就直接拿來說事是容易誤導政策制定者的。統(tǒng)計重要了不等于統(tǒng)計可靠了。在國內，被廣泛用來描述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比例關系的證據，有些可能就是統(tǒng)計失真本身造成的偽象。
    我曾經連續(xù)發(fā)表幾篇文章來說明我們應該如何謹慎解讀關于消費、投資以及勞動收入占比等這些時序數據，如何把數據放到中國經濟發(fā)展的階段和規(guī)模的背景中去加以考慮。的確，在觀察和理解中國經濟模式時，不能忘記的是它的巨大規(guī)模。巨大的經濟規(guī)模(可以用國內生產總值或者固定資產投資額來衡量)很容易使許多現象被放大尺寸，但這并不改變問題的性質。比如，很多人只看到在華外商直接投資的規(guī)模巨大就認為中國經濟有過分依賴外資的傾向，殊不知即使在最高投資年份，外商直接投資也沒有超出當年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10%，大多數年份僅占5%不到，比很多被認為不怎么依靠外資的經濟體(如印度、韓國等)都低。
    作為正統(tǒng)的經濟學家，正確的觀點應該建立在一般均衡的概念之上。比如匯率問題，假如人民幣真的被嚴重低估了，從最簡單的角度出發(fā)，我們就應該觀察到中國的貿易順差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明顯高出那些與中國有相似出口產品結構的經濟體(如東南亞國家)，而事實并非如此。
    在國際上，被政治家們討論得沸沸揚揚的貿易失衡問題也與存在明顯漏洞的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的統(tǒng)計方法脫不了干系。但更嚴重的問題是，我們可能把失真的統(tǒng)計造成的假象當真了。前不久，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拉米在法國參議院講話時說，是錯誤的貿易統(tǒng)計方式，導致中美貿易看似失衡，人民幣升值無助解決問題。當前有關貿易不平衡的論調，是建立在“存在明顯漏洞”的統(tǒng)計標準上的。
    他認為，一些統(tǒng)計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狀況的概念與標準，如“原產國”、“國民”和“非國民”等，已無法適應當前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新形勢。沿用舊標準已導致計算結果失真。拉米以電子產品iPod為例指出，產品從設計到完成，產業(yè)鏈往往涉及多國，“世界制造”越來越多，一國制造越來越少。拉米說：“中國向美國出口一套iPod，美海關就將整件產品的價值(150美元)計入進口數據，好像這套產品完全出自中國……實際上，150美元中，只有10美元來自中國，其余部分只能稱為再出口�！�
    由于全球化和國際生產鏈條的重新布局，中國的加工貿易獲得了迅速的擴張，但這并不表明中國實際上采取了干預政策以執(zhí)行出口導向的政策和實現順差的最大化。相反，中國的一般貿易一直保持著逆差。所以，區(qū)分加工貿易與一般貿易對于解釋中國經濟的貿易順差是至關重要的。
    而對以上這些問題的分析與評論正好構成了傅勇的短論集《失衡的巨龍：中國經濟的寓言與預言》的核心內容。他在導讀中提到：“我們經常能看到這樣的觀點，中國的經濟增長是浪費式的和低效率的，也是不可持續(xù)的。這類觀點通常指向的是，快速增長的中國經濟是建立在如下一些基礎之上的：高投資、高出口、高能耗、高順差、低消費、低收入增長、低城市化、收入不平衡、地區(qū)差距大、金融壓抑，或許還包括開頭提到的高房價。這構成了人們對中國經濟模式的一種擔憂和困惑。”而傅勇把這些不平衡理解為經濟迅速成長的“并發(fā)癥”，而不是一成不變的起點和基礎。這超越了很多人的看法。
    我同意傅勇在他的書中給出的大多數分析。他認為，中國經濟除了規(guī)模龐大之外，其實并不“另類”。仍以貿易為例。一般認為，中國是一個高度依賴外需的國家，追求出口和順差。從統(tǒng)計上看，中國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已經達到40%，進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即貿易依存度)接近70%，但是，“中國出口中的國內增加值比重很低，而在國內生產總值核算中，只有國內增加值的部分才計入當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實際上，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中用于出口的比重只占到10%，遠遠低于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的40%，以及20%左右的凈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指標。1990年、1997年出口增速加快，而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卻出現下滑；在2000—2001年的‘高科技泡沫’之后，中國出口大幅下降，但經濟增長保持了良好的勢頭；2007年出口增速下降，但經濟增長仍在上升通道，這意味著出口變動從不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中國經濟在這次金融危機中率先復蘇也表明，中國與發(fā)達經濟體至少已部分‘脫鉤’(decouple)”。
    傅勇認為，中國經濟看上去的結構性失衡在相當大程度上是經濟發(fā)展中的階段性現象。這些結構性失衡很可能已經達到峰值，有望陸續(xù)進入下降通道。在我看來，這樣的看法與經濟學的“庫茲涅茨命題”是一致的。而后者是經濟學家本來就應獲取的基本價值觀。
    傅勇最近剛剛出版了基于博士論文的學術專著《中國式分權與地方政府行為：探尋高增長低發(fā)展的制度根源》。這本短論集又敞開了作者對中國經濟問題的多角度分析。自由、發(fā)散、勤奮和智慧等這些品性也更好地反映在這本書中。
    2007年，傅勇在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獲得博士學位。之后的短短幾年，他在經濟研究和評論兩個方面齊頭并進，取得豐富的業(yè)績，受到學界和財經界的高度關注。作為他的導師，我備感欣慰。受傅勇之托，寫下以上簡短文字，是為序。 

(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經濟”長江特聘教授、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