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副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管理委員會主任、社會科學學部委員，同時擔任《經濟學》主編�！ �
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內外有關中國模式的研究越來越多。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國人的全球意識日益增強。我們在發(fā)展自身的同時，不斷地感受到世界對中國的期待。所以中國人不僅要提高生活水平，而且還要給世界貢獻一些有價值的思想。
《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這本書收錄了姚洋過去八九年間寫就的非專業(yè)性文章中比較“嚴肅”的一部分，說它們比較“嚴肅”，是因為它們所關注的主題比較宏大，且寫作方式接近專業(yè)論文的風格；另一些不那么“嚴肅”的文章，比如，隨筆、書評和雜文等則收入了他的另一本書《穿行于現(xiàn)實和書齋之間》。前者主題宏大，充分展現(xiàn)了作者對于中國的改革及其成功和問題的深入剖析，顯示了一名知識分子嚴肅的學術思考和公共表達。后者文筆流暢，文章風格雅俗共賞，反映了一個經濟學者經世濟民的心路歷程。日前，姚洋接受了專訪。
中國價值的普世意義
問：“中國模式”一詞開始越來越多地躍入人們的眼簾。您怎么看待“中國模式”？
姚洋：我認為“模式”不是個很合適的提法。因為“模式”是個很固化的概念，而中國還處于發(fā)展之中，改革之中，好多事情都還沒有定論，說它形成了“中國模式”是有些過的。
我這本書是《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說的是中國走過的一條道路。在過去三十多年我國走出的道路總體來說是成功的。這其中確實有一些值得總結，甚至值得別國借鑒的東西。
如果說存在中國模式，那說明中國太特殊了。我認為中國特殊論與美國特殊論一樣都是錯誤的。我個人還是相信普世價值的。中國并不特殊，它是世界普遍性的一部分。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歷史和文化，所以世界的普遍性到了各個國家，當然都會帶有一些特殊性，但是這點兒特殊性還不足以成為一種模式。各個國家在文化上的差異不足以抵消大家的一些共同認識。總結到社會秩序上來，那就是自由民主。有些人說中國文化就不適合搞民主，這是荒謬的；認為文化決定一個國家應該采取怎樣的治理制度，從最低級的層次上說，這完全是一種偷懶的態(tài)度。
我們的終極目標是要自由民主。在這個前提下怎么去走？我們說“條條大路通羅馬”，“羅馬”是我們的終極目標，但是因為起點各不相同，每條道路上的風景也自然不同。先到達目的地的可以給后面的提供經驗。我們一面可以吸取前者的經驗，一面也可以給后者提供幫助�？傊澜绺鱾�國家應該是互相學習、互相幫助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還是比較同情有人說“中國模式”，至少他們沒有偷懶，沒有得過且過，而是總結出一些重要的東西，有一種民族的自覺。中國人不僅要提高生活水平，而且還要給世界貢獻一些有價值的思想。
問：您怎樣評價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
姚洋：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歷了高速的經濟增長。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經濟增長是超常的。但是，現(xiàn)在中國正慢慢變成了一個“正常的”發(fā)展中國家。這就意味著會遇到各種發(fā)展中國家出現(xiàn)的問題，比如貧富差距的拉大、社會結構兩極化等。
問：您提到，“北歐模式得以維持下來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對社會共同體的認同。”對中國來說，北歐模式有哪些是我們可以借鑒的？
姚洋：北歐模式是值得大家向往的模式，但是大國與小國的可比性是很低的。
我認為可以吸取的經驗有兩點：一是他們特別重視教育，讓所有的人都能上大學。二是政府收繳的稅要花回民眾身上。讓所有的人對自己繳納的稅都能看得見、摸得著，明明白白知道自己從政府那兒得到了哪些利益。這樣民眾才會認同，才不會抱怨。
“標本固元法”縮小貧富差
問：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而新華社研究員認為中國的基尼指數目前實際已經超過0.5。我國應該怎樣縮小收入分配貧富差距呢？
姚洋：0.4算是個過渡期吧，超過0.5還是很危險的。我們國家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笆濉币�(guī)劃的核心就是“轉方式，調結構，惠民生”。但是具體的方案還一直沒有拿出來。
我個人認為收入分配的確是個問題，尤其是中國的城鄉(xiāng)差距是世界上最大的。解決的方式應該采取標本兼治。
治標的辦法就是多一些再分配。政府應該減少投資，鼓勵私人去做投資，比如搞基礎設施、搞公共事業(yè)。國家可以騰出錢來改善老百姓的福利。比如我們的社保，養(yǎng)老保險的個人空賬非常大，因為養(yǎng)老保險是從1999年才開始繳納的，之前有好多年是沒有繳納的。能不能有個計劃，用多少年把這個空賬的窟窿補上。還有，在醫(yī)療方面以及貧困家庭孩子的教育上可不可以增大一些保障和補償力度。
治本的辦法是提高低收入者的受教育水平。比如進城打工的這2.6億人，其中80%只有初中或者以下的教育水平。我們總在提“產業(yè)升級”，但工人的教育水平低，怎么能做到“產業(yè)升級”呢？我們的制造能力跟不上，而制造能力是與工人高度相關的。比如裝修房子，那些裝修工人你不看著，他就可能胡來，其實這不是他有意使壞，而的確是因為他個人素質太低，沒有經過培訓，沒有一套施工的標準�，F(xiàn)在不可能讓他們重回正規(guī)的教育，只能是做職業(yè)培訓。我們可以發(fā)基本建設國債，為什么不能發(fā)一些定向的職業(yè)培訓國債？我們上上下下的基本概念里認為只有基礎建設才是真正的投資，意識不到拆了修，修了拆是種極大的浪費。提高他們的技能，不僅使他們本身得利，而且全社會都受益�，F(xiàn)在很多企業(yè)雖然意識到有必要加強工人的培訓，但是卻很少去實施，因為公司擔心工人素質提高后跳槽，對公司來說就得不償失了。
我們的基層工人大多是進城的打工者，他們沒有經過多少培訓。清華大學的李強老師提出重新恢復“八級工制”。我很贊成這種提法。要重新建立起來這樣一套制度，讓工人有奔頭、有追求。因為人都要有動力，收入是一方面，社會地位是另一方面�，F(xiàn)在這些第二代的進城打工者，他們基本上不可能再回到農村，所以這個問題是必須要解決的。否則，很可能成為一個大的社會問題。
問：為期一個多月的個稅法修正案(草案)征集意見于5月31日結束，共征集到23萬條反饋意見，創(chuàng)下單項立法征求意見數之最。您認為個稅法修正案(草案)對縮小貧富差距會有多大的作用？
姚洋：如果公布的數據都是準確的，那么會對縮小貧富差距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很大。因為本來城市內部的基尼系數也不是特別高（約0.39）。
提高起征點這只是個稅改革的一個方面。我認為還需要改變一些其他方面，比如把按月繳稅改成按年繳稅，這在管理上要求建立起勞動者檔案，確實是個很龐大的工程。但是我認為按家庭來繳稅，目前來說是可以做到的，也是更具合理性的。因為有些家庭中可能一方沒有工作。
保增長與抗通脹 “蹺蹺板”上找平衡
問：對于中國經濟而言，您認為我們當下最迫切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
姚洋：當下最急迫的問題當然就是通脹壓力。
問：隨著宏調政策的效力漸顯，GDP增幅降至一位數。雖然8%到9%的GDP增幅依然屬高增速，但對于習慣了雙位數增長的中國經濟而言，有些人似乎難以適應。近期，擔憂中國經濟放緩，并借此呼吁政策放松的言論不斷出現(xiàn)。您對此有怎樣的看法？
姚洋：在通脹與經濟增長之間肯定是要左右搖擺的，在其中尋求一種平衡。對比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兩者的關系調整得好多了。從數據上來看，經濟增長和通脹的波動都小了很多。
中國經濟已經啟動了，要減速不是那么容易，除非下猛藥，但是那樣也會面臨失業(yè)等痛苦。
問：加速城市化的過程對于中國來說不會是一蹴而就，這就意味著，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在享受著城市化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同時，中國將不得不忍受較高的通脹水平。那么您認為我國的通脹情況會朝怎樣的方向發(fā)展？
姚洋：我們這輪通脹壓力主要是兩個原因：一是長期因素，經常項目盈余太多；另外一個因素，就是2009年發(fā)的貨幣實在太過量了，會有一個兩年左右的后期效應。
所以我覺得繼續(xù)惡化的可能性不太大。當然有一個不確定因素，就是到底會有多少熱錢涌入。
問：能不能找到好的策略來對抗通脹呢？
姚洋：首先肯定一點，要把通脹降到2%，這在中國是很困難的。所以還是要找到保增長和抗通脹中間的一條路。在中國經濟的增長期里，要么名義匯率升值，要么產生通脹。兩者必居其一。
我認為最好的策略是先設定一個通脹目標，再根據這個目標來調匯率。這樣對匯率也不會有升或不升的爭議。要有一個“rule”在其中，才不會像現(xiàn)在“壓下葫蘆浮起瓢”。一味地提升準備金率終究不是辦法。
問：您怎樣看待“不將利率轉正遏制通脹只是空話”這樣的觀點？
姚洋：利率是調節(jié)信貸規(guī)模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實際利率為負肯定不利于遏制總需求，但政府可以通過數量手段控制信貸規(guī)模。當然，數量手段往往演變?yōu)樾姓侄�，會加劇經濟的扭曲�?/P>
問：近幾年，許多城市超高速發(fā)展。一些城市的發(fā)展口號是“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在“中國的賬面GDP”一文中您也指出“大拆大建是促進GDP增長的最快手段，但是這種增長是表面的，而不是實質性的。”一個國家的發(fā)展需要平衡，需要可持續(xù)發(fā)展。對此我們應該做哪些調整呢？
姚洋：“要注重GDP質量，不要只關注速度”，這個問題提了很長時間，但為什么還做不到呢？
在經濟學里有個很著名的定理，就是說當一個人任務很多的時候，他會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容易度量的那個任務上去。什么最容易度量呢？當然是GDP增長，蓋了多少高樓，修了多少馬路，是很明顯的。老百姓參政意識要加強，更多地參與意見，領導才能知道老百姓是怎么想的。我認為這是首先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