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錫慶好幾年，是老朋友了。不過，2008年7月一起到芝加哥大學參加討論會，還是讓我對這位老友的思想功力，有了新的認識。
那場討論會是科斯主持召開的，主題只有一個，就是經歷了30年改革開放的中國經濟。那一年，科斯教授98歲了，親力親為，開這么一個主要由中國學者參加的研討會，足以說明中國的改革經驗在這位開創(chuàng)了新制度經濟學、畢生關注經濟學進展、卻從來沒有來過中國的老人家心目中的分量。
對受邀的中國經濟學人來說，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年，又可以當著科斯教授的面講自己的見解，是一生難得的機會。誰也不愿意錯失這天賜的良機，于是大家摩拳擦掌，帶上自家最好的寶貝，要到那經濟學的武當山上去比試一回。
錫慶的題目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知識來源”。好題目。試想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里，中國的改革開放把數(shù)十億計的龐大人口——其中大部分是農民——卷入了工業(yè)化與城市化的大潮，其間必不可少的天量知識，究竟是從哪里來的呢？
是的，農業(yè)國工業(yè)化要消費大量新知識。錫慶分得清楚，一類是工業(yè)知識，那是傳統(tǒng)農業(yè)代代相傳的直接經驗所不能自發(fā)生成的技術性知識；還有一類是合約知識，也是過去的熟人社會難以積累、卻能在高度流動的陌生人之間建立信任、交往關系與契約組織的社會性知識。沒有這兩類知識，大規(guī)模的工業(yè)化、城市化無從想象，也根本不會發(fā)生。
中國并沒有像日本那樣，有一個自明治維新以后就得到超前發(fā)展的教育。特別是農村和農民，生活貧窮與知識匱乏互為因果，沒有可能為大規(guī)模工業(yè)化、城市化備下必要的人力資本。當然，比起印度與很多其他發(fā)展中國家，中國農村人口的識字水平與初級計算能力還算是比較好的。問題是，讀寫計算的本事不過只是吸收新知識的必要條件，即便幾億中國農民都打開了要裝知識的口袋，那驚人龐大的知識流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這就是錫慶要回答的問題。他的答案，讀者可以在本書第4編的文章里讀到。其實，本書集合的大多數(shù)文章都是為回答上述問題所作的準備。不少讀者或許熟悉上世紀60年代后興起的人力資本理論，也知道“知識驅動的增長”在新增長理論里的地位。不過錫慶給我的啟發(fā)，是不要以為除了知識帶動的增長還有別的什么增長。他根據(jù)中國經驗得出了更一般化的命題——所有經濟增長都是知識推動的增長。引人入勝的問題是，在各個特別的約束下，不同的經濟究竟從哪里發(fā)現(xiàn)了哪種類別的知識切實推動了增長，或者就是因為開發(fā)不出需要的知識而陷于停滯。
我自己對中國經驗的理解是權利的重新界定。前蘇聯(lián)模式以國家的合法強制力消滅一切私人產權，排除市場交易，使整個國民經濟像一個超級國家工廠那樣靠行政命令來運行。以科斯的企業(yè)理論來衡量，此模式的交易費用幾近為零、但組織成本達無窮之高。危機屢屢逼出改革，但困難是怎樣使一向志在消滅私產的國家轉向承認并保護私產。中國的經驗是通過承包合約重新界定權利，在全盤公有的基礎上逐漸發(fā)展出合法的私產。改革中，原來政企合一的國家超級工廠分解成為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國企、股份制公司以及地方政府公司，與新成長的外資外企、民資民企以及無數(shù)城鄉(xiāng)社區(qū)的集體企業(yè)共同組成一個混合產權的市場。
這套理解的基線是制度與組織成本的節(jié)約。但是，要有收益和收入才談得到費用的節(jié)約。否則，包括制度與組織成本在內的“費用節(jié)約”，究竟是從何發(fā)生的呢？恰恰也在芝加哥的研討中，我突然意識到“節(jié)約交易費用”有淪為一種新的流行套話的危險。
錫慶關注增長的知識來源，著眼點正是收益。這或許是讓成本分析變得較有內容的一個重要法門。不僅如此，我還看到了一個更完整的中國故事：開放引入外源性知識而增加收益，改革顯著節(jié)約了原先超級國家公司的組織成本，一個重新擴展著的市場則提出了層出不窮的如何進一步節(jié)約交易費用的新問題。
那次研討之后，有關制度變遷與知識增量的關系就不斷纏繞在我的腦中。很有規(guī)律地，每次見到錫慶，不管談什么，這方面的想法就特別被激活。前年我們幾位同事和同學一起訪長沙，我請錫慶講講當?shù)亟洕�，他只�?0分鐘就勾畫出這個中部崛起的新興工業(yè)城市的經濟輪廓。至今我們都還清晰地記得，他用濃重的長沙口音做出的概括：“要么一個資源點，要么一個知識點�！钡搅吮緯校懈实奶釤�，即資源不外是由知識定義的。這么說來，哪里只須找到一個知識支點，哪里的經濟就全盤皆活。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知識都具有增加生產、促進交易的性質。觀察表明，除了生產性的技術知識以及擴展信任與合作的合約性知識的空前普及，形形色色的“尋租知識”也在我們這里消耗著人們的無窮精力。怎樣分析這部分“知識”的由來與后果，又如何把此分析加到知識驅動增長的完整解釋里去呢？
本書直面這個極具挑戰(zhàn)性的問題。其中，我以為最精彩的，是那組關于“知識的度量問題”的系列文章。作者針對現(xiàn)在大學里的種種制度敗象，諸如在論文發(fā)表、職稱評定以及科研成果申報中甚至可以稱得上“黑幫勾當”的造假行徑，提供了入木三分的經濟分析：“歪門邪道成為一種爭勝的手段被引入學術競爭的游戲，因為正道與邪術成本相差懸殊，正道難敵邪術，看著學術流氓成王的例子一個接一個地發(fā)生，仿效的人越來越多，邪術迅速擴能增強，就像侵入人體的癌細胞四處蔓延，以至于最終游戲規(guī)則事實上被篡改，游戲的性質被完全改變”。于是，“各種各樣有關學術騙術知識的日積月累和廣泛傳播。但這種知識是反生產性的”。追下去，要害在于“現(xiàn)行學術評價規(guī)則”；再追下去，在于“知識質量考核的困難”。還要不停地追，因為作者認定，“大學評價制度的取舍不僅影響教師晉升，而是關系到大學能不能成為中國經濟后續(xù)發(fā)展知識源頭的大問題”。
最后要說，錫慶選取的方法是“有場景的經濟學”，也是科斯畢生堅持的真實世界經濟學的那種路數(shù)。同氣相求，我的評價高是正常的。不同意的讀者，打個折扣閱讀本書，看看是不是覺得物有所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