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春，我請保羅·沃爾克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參加一個討論銀行結構的高層研討會，主要議題就是討論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要拆分銀行，同時也是很有爭議的“沃爾克法則”。會議前一天晚上，以前在世界銀行工作的同事、原世行中國局副局長胡長燾（Austin
Hu）先生請我們共進晚餐。甫一坐定，沃爾克取出他的新傳記送我，扉頁上寫道：“致我的中國老朋友朱民，他現(xiàn)在管理著整個世界呢�！蔽疫B說不敢，他朝我眨眨眼，說反正他聽別人是這么說的。85歲的老人高興得像個孩子。這一熟悉的笑容把我?guī)У揭酝鶜q月。
第一次見到保羅·沃爾克是在20世紀80年代，當時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學習，沃爾克從美聯(lián)儲主席位置上退下來，謝絕了商業(yè)機構的高薪聘請，回母校普林斯頓大學任教，并做系列演講。我早就聽說過他對付美國惡性通貨膨脹的史詩般的英雄故事，敬仰已久。我當時英文不好，所以早早地去占位，坐在第一排正中，睜大眼睛認真聽講。那天他講的正是當年日元匯率升值的國際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博弈和協(xié)調。往事歷歷在目，他幾筆就勾畫了博大的全球舞臺國際政治金融風云激變，幾個數(shù)據(jù)輕輕地交代了波瀾壯闊的市場波動，幾則新聞點出美國當時面臨的困境，幾個小故事揭示出了全球政治金融博弈，然后分析了深層次的全球經濟金融結構性變化和原因。他講得宏大而又生動，我聽得如癡如醉。這堂課對我影響深遠。我去美國時主要想學國際貿易，當時我國正開始改革開放，我從東亞經濟起飛的經驗教訓中看到貿易在發(fā)展中國家經濟起飛階段的普遍重要性，也相信貿易發(fā)展會對中國經濟起飛作用重大。正是這堂課讓我萌生了轉學國際金融的念頭。演講結束了，沃爾克走下講臺到我面前，友善地問：“年輕的中國人，你覺得有趣嗎？”我喃喃地說：“非常精彩，但我可能沒有完全聽懂�！彼⑿χ艺ＵＱ郏骸爸袊藭靼椎模銈冎袊洕谄痫w呢�！边@個微笑開啟了我們長長的友誼。
20世紀90年代末，我已回國工作。一個初夏，保羅·沃爾克時任普林斯頓校董，他和普林斯頓大學董事會主席以及鄒至莊教授和夫人波拉率普林斯頓大學代表團訪華來到北京。期間有一個周末，他想去看長城。我是一個長城迷，就直接選了我最為鐘愛的，也認為是最為壯觀的司馬臺長城段。到了那邊，我突然意識到自己的錯誤，那時，沃爾克已經70歲了，2米高的巨大個頭，身材魁梧，但走路已經開始有些搖晃。而那時司馬臺長城段尚未維修，先要繞一個小湖，走好長一段路，然后是一段很長也很陡的山路，才到司馬臺長城腳下，需要攀越一段殘墻，才能上得長城，再沿著零落斑駁的臺階的廢墟攀登。北京的初夏，陽光驕人，走在那段很陡的山路上，我看沃爾克走得已經有些困難，大汗不止。前面路還很長很陡，我建議退回去，他生氣地說，怎么能半途而廢呢，哪怕慢一點也要上長城。他堅持不要我們的攙扶，一個人堅定地往上走。我們終于爬上了長城。上到第一個烽火臺，我們坐下來休息，并照了一張相。他告訴我，在他的經歷中，也遇到過很多困難，但是對的事就要堅持，絕不氣餒。一個月后，我收到他寄給我的相片，我們倆并肩坐在長城的臺階上，大汗淋漓地笑著，背后陡直的長城蜿蜒起伏。相片的背后，他的手書英文寫道：“民，回到紐約已經兩個星期了，我的雙腿仍然酸疼不已�！�
2010年我赴華盛頓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任職，雖然是重回華盛頓，但工作的重任立即使我感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困難。當年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秋季年會期間，保羅·沃爾克主持一個論壇，他特意請我參加并發(fā)言，那天同臺發(fā)言的有當時的歐州央行行長特里謝、摩根大通銀行國際總裁弗蘭克爾，以及沃爾克和我。他著重介紹我們交往多年，強調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重要。他對我的提攜和厚意令我至今難忘。
2011年春，保羅·沃爾克和我都應邀參加了新經濟學研究院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小鎮(zhèn)布雷頓森林召開關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大會。布雷頓森林是當年布雷頓森林體系，亦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誕生地。會場就設在當年各國談判的酒店。雖然酒樓粉飾一新，但當年景象依稀可見：凱恩斯住過的房間除了門前有一銘牌外照常出租，當年代表們非正式談判時用的地下酒窖仍然為昔時舊容。然而時過境遷，全球經濟金融已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時，全球金融尚在2008年的危機中掙扎，歐元卻又顯出危機端倪，發(fā)達經濟困難重重，新興經濟則增長強勁。會上沃爾克提出了在新的國際經濟金融形勢下重新考慮布雷頓森林體系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網(wǎng)的建議。我提出了新興經濟強勁增長，即將在2013年達到全球經濟總份額的50%，現(xiàn)有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治理結構遠遠落后，要加速根據(jù)全球經濟份額的變化提高新興經濟的股份和發(fā)言權，同時改變全球貨幣體系的結構，加大全球金融監(jiān)督的公平性和透明度。會議期間，我和沃爾克走出會場散步，初春的布雷頓森林陽光明亮，清風凌冽，樹林剛開始抽出嫩芽，逶迤群山上仍然白雪皚皚。在這個當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的地方，我們都不禁生出感觸。我們聊起當年的凱恩斯和懷特之爭、蘇聯(lián)談判團的意見，然而談得更多的是今天新形勢下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他語重心長地說，中美兩國都是世界大國，在這個轉變和改革的時期都承擔著不可推卸的全球和歷史責任。
保羅·沃爾克熱愛中國、關心中國，也多次到中國考察調研。我們經常在國際會議見面，我也有時去紐約看他。每次見面我們談論最多的是中國的經濟金融改革。他高度贊揚中國改革的成功，在30年的時間使數(shù)億人口脫貧，而且總體保持了宏觀經濟金融的穩(wěn)定。早在80年代他就多次提到，中國的經濟金融改革是當今歷史上最為重大的事件，對今天和今后全球經濟金融都會有重大影響；中國采取正確的經濟金融改革政策至為重要，而世界也要支持中國的改革。亞洲金融危機之前，在市場撲朔迷離之際，他數(shù)次訪華，同方方面面討論可能的危機以及對應政策。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之前，沃爾克再次訪問中國。當時國際上仍然在盛行“大穩(wěn)定”（Great
Moderation）的論點，股市天天新高，華爾街日日紙醉金迷，而沃爾克已經敏銳地嗅出繁榮中的危機氣息。當時中國的金融改革也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中，他向我提出想見見老朋友朱镕基總理。我知道，從朱镕基總理任副總理時期開始，他們倆便多次就國際經濟金融形勢和中國宏觀經濟金融等重大問題坦率地交換意見。朱镕基總理退休后很少參加外事活動，但一經提出，朱镕基總理立即高興地答應了。那天晚上朱镕基總理宴請沃爾克，兩人相談甚歡。沃爾克再次提出了對全球金融市場的擔憂，提請中國政府關注，關切地詢問了中國金融改革的進展。晚宴結束后，朱镕基總理親自走出小院送沃爾克到車旁。揮手道別之際，朱镕基總理回頭對我說，保羅?沃爾克真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
保羅·沃爾克是一個傳奇，一個睿智的長者。在我們討論國際經濟金融問題時，我常常驚嘆于他深厚的理論素養(yǎng)、嚴謹?shù)倪壿嬕约懊翡J的判斷力。他總能從事情表面的關聯(lián)上看到深處的核心，點出本質問題。但他又不失幽默的風格，常常用一個小小的故事或幽默就把一個重大問題點出來了。我多次聽他演講，他的發(fā)言是嚴肅的，但語調總是幽默的。經常他語音未落，滿堂笑聲已起，而隨即又迅速落入安靜的思索。
保羅·沃爾克以他當年力挽狂瀾，抵制住一切壓力，不惜以丟失官位為代價，經過艱苦卓絕的多年努力，堅持升息，控制了困擾美國多年的通貨膨脹問題，在美國制造了“沃爾克奇跡”。多年以后我曾經問他，當年是什么力量支持他能如此毅然絕然。他笑笑說，這是國家的利益，是人民的利益。通貨膨脹最終會使人民利益受損，削弱國家的競爭力，而他只是盡責而已。沃爾克在美國以及國際上的崇高地位不僅因為他曾經擔任國美聯(lián)儲主席，更重要的是他的正直、良心、道德和責任感。他永遠把承擔社會和公民責任放在第一位。安然事件發(fā)生后，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亦因做假賬和銷毀證據(jù)被卷入。一時輿論嘩然，對美國會計師事務所行業(yè)的聲譽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也搖搖欲墜，破產在即。美國的會計師事務所還能以客觀、公正、嚴格和卓越在世人面前存在嗎？沃爾克心急如焚，他深刻認識到客觀和公正的會計師事務所對全球金融業(yè)的重要性，決心以他的聲譽來挽救美國的會計業(yè)。他親自出面重組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我在北京聽到從大西洋彼岸傳來的消息，很為他擔憂。他年事已高，事情也已經難以為繼，我急忙打電話給他，力勸他不要擔這個風險。他卻說重整國際大型會計師事務所的公信力是國際金融業(yè)的大事，也是美國的大事，成敗無論，總要努力。最終，雖然他投入巨大的精力，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還是被全球分拆并入其他會計師事務所了。但他再次強調的會計師事務所應客觀、公正、嚴格和卓越，以及他提出的新的會計師事務所治理機制改革原則推動了會計師事務所行業(yè)的改革。出于同樣的社會責任感，他牽頭了對聯(lián)合國關于伊拉克石油換糧食的貪污腐敗案的調查和整改，也主持了世界銀行的反腐敗調查。一次和他午餐，我試著向他解釋中國成語“吃力不討好”的意思，然后問他為什么在如此高齡仍然積極介入這些“吃力不討好”的事呢？他聽完大笑，然后淡淡地說，這就是責任和使命。
關于保羅·沃爾克的傳奇人生，本書做了精彩的描述，不用我在此贅言。能為保羅·沃爾克的傳記中文版寫序實在是我的榮譽。謹此，誠摯地向關注國際經濟和國際金融風云的讀者，向關注在國際經濟金融背后的國際政治博弈的學人，也向一切尊重公民責任的朋友推薦此書。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