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紅利：抓住，你就贏了
“衡量我們進步的標志不是我們是否給富有者帶來更多的財富增長，而是我們是否給貧困者帶來足夠的財富增長�！�
——富蘭克林·D·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美國第32任總統(tǒng)
在前面，我們看到了第二次機器革命時代所包括的一個悖論：GDP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創(chuàng)新速度也是史無前例的，然而人們卻對他們孩子的未來生活標準更加悲觀了。剔除通貨膨脹因素，在《福布斯》上榜的億萬富翁的財富已經是2000年的5倍，但美國中間家庭的收入卻已經出現(xiàn)了下降。
在一個像硅谷的地方或者一所像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類大學，日新月異的創(chuàng)新速度是很容易看得到的。初創(chuàng)公司遍地開花，新的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層出不窮，研究實驗室不斷攪動著類似我們在前面章節(jié)里看到的技術創(chuàng)新。然而，與此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人正在面臨著生存困境：學生們掙扎在高額債務的邊緣，畢業(yè)生尋找新的工作困難重重，而且還有數(shù)百萬人為了維持臨時的生活標準不得不依靠借貸為生。
我們將解決關于紅利和收入分化的未來的三個重要問題。首先，紅利能夠覆蓋收入分化嗎？其次，技術不僅創(chuàng)造了不平等，也創(chuàng)造了結構性失業(yè)嗎？第三，全球化作為另一個改變經濟的重要力量，能夠解釋最近在薪酬和就業(yè)領域出現(xiàn)的下降嗎？
進步的表現(xiàn)至少是部分根源于數(shù)字化技術。我們希望的是，數(shù)字化技術的進步浪潮能夠推起所有領域的“航船”，但現(xiàn)實的情況卻遠非如此。
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得以運轉的部分原因是，它們給創(chuàng)新者提供了強烈的刺激：如果你的創(chuàng)造在市場中獲得了成功，那么你至少會得到一些酬勞的回報。而如果你的創(chuàng)造帶來了輝煌的成功，那么對你的獎賞將是巨大的。當這些刺激因素運轉良好時(但這種體系內不會給那些膽大妄為之人提供巨大而無風險的獎賞)，所帶來的收益將非常可觀：創(chuàng)新者一方面提高了很多人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通過銷售、購買關系，創(chuàng)新者也變得富足起來。每個人都獲得了收益，即使并不是每個人所獲得的收益都是相同的。
但是，正像我們在前面所看到的，數(shù)據(jù)很明顯地表明，美國和其他地方的很多人們的生活狀況都在不斷下降——不論是從相對方面還是從絕對方面來考量。
繁榮取決于創(chuàng)新，如果我們不能為所有人提供一個施展才能的平臺，那么我們就會浪費創(chuàng)新的潛能：我們不知道下一個微軟、Google或Facebook將來自哪里，但如果讓那個將來使這一切都會發(fā)生的人進入了一所失敗的學校，而不能進入一所好的大學，那么這種有可能會變成現(xiàn)實的機會將大為減少……
在過去的200年里，美國創(chuàng)造了無數(shù)的創(chuàng)新，也帶來了大規(guī)模的經濟增長，因為大體上它是鼓勵創(chuàng)新和投資的。但這并不是在真空世界里發(fā)生的事情，它是由一系列特別的政治安排——包容的政治制度——支撐的，這種制度阻遏了某位社會精英或者其他少數(shù)群體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從而切斷了他們以犧牲社會的代價為自己謀取利益的途徑。
我們的擔心是：經濟上的不平等將會導致更嚴重的政治不平等，而且那些獲得更大政治權力的人會借此攫取更多的經濟利益，并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重新洗牌，這更增加了經濟上的不平等——這是一種典型的惡性循環(huán)。而我們可能正身處其中。
與機器競賽：你有多大勝算
“但它們是沒有用的。它們只會給你提供答案�！�
——著名畫家巴勃羅·畢加索(Pablo Picasso)如是評論計算機
當技術超越我們人類之時，它會不給我們哪一代人在所有領域(或者至少是大部分領域)留下發(fā)展的機會嗎？答案是不會。即使在那些數(shù)字化機器遠遠超越人類的領域，人類還是能夠發(fā)揮關鍵性的作用的。
那么這些仍舊有價值的、獨特的人類智慧和能力到底是什么？
我們以前從來沒有看到過一臺真正有創(chuàng)造性、開創(chuàng)性或創(chuàng)新性的機器。我們看到過能夠創(chuàng)造押韻英文文本的軟件，但沒有人看到過哪臺機器能夠創(chuàng)造一首真正的詩歌。這些活動都有一個共同點，即思維能力，或者都要提出新的思想或概念，更準確地說，是好的新思想或概念。通過編程，計算機能夠很容易地把詞語這類先前存在的東西組合成新的東西。然而，從任何意義上看，這都不是重組式創(chuàng)新。具有各種思維能力是人類相對于機器的一大優(yōu)勢：科學家提出新的假設，記者們發(fā)現(xiàn)一個好的故事，廚師又給菜單增加了一道新式菜肴，工廠車間的工程師推算為什么一臺機器已經不適合再運轉了，蘋果公司的史蒂夫·喬布斯和他的同事們推測出我們更需要哪種平板計算機。這些活動中，很多都有計算機的參與，同時計算機也提升了活動的速度，但沒有哪項活動是由計算機驅動的。
思維能力、創(chuàng)造力和創(chuàng)新經常被描述為“跳出固有的思維模式”，這種特征說明了相對于數(shù)字化勞動力，人類還擁有另一個發(fā)揮作用更大且更有理性的持續(xù)性優(yōu)勢。
可以說，計算機在它們的設計框架之內更擅長于模式識別，但在框架之外則表現(xiàn)拙劣。這對人類勞動者來說是個好消息，由于我們的多重感官，我們內在的感知框架要比數(shù)字技術寬廣得多。計算機的視覺、聽覺甚至是觸覺一直是在呈指數(shù)級提升的，但在一些任務處理中，我們的眼睛、耳朵和皮膚——更不必說我們的鼻子、舌頭，遠遠超過了數(shù)字技術的同類感官。現(xiàn)在以及不遠的將來，傳感組件及其與模式識別結構的緊密結合，還會給我們的大腦帶來一個更寬廣的感知框架。
教育研究專家蘇伽特·米特拉(Sugata Mitra)曾就發(fā)展中國家的貧困孩子在僅僅提供一些恰當?shù)募夹g手段就能進行自我學習的情況闡述過自己的觀點，對強調機械學習的做法進行過一次猛烈的抨擊。自我組織的學習環(huán)境自出現(xiàn)以來，在短時間內就培養(yǎng)了很多能與機器競賽的出色“選手”。在20世紀早期，意大利醫(yī)學與幼兒教育專家瑪麗亞·蒙臺梭利(Maria Montessori)就開創(chuàng)了現(xiàn)在仍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初級教育體制。蒙臺梭利課堂強調自主學習、動手實踐并真實接觸多種多樣的素材(包括植物和動物)，課堂風格也相對自由、松散。在最近一些年里，這種教育體制培養(yǎng)出的畢業(yè)生包括Google的創(chuàng)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亞馬遜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杰夫·貝佐斯(Jeff Bezos)以及維基百科的創(chuàng)始人吉米·威爾士(Jimmy Wales)。
我們可以給學生們和家長提供一個基本的建議：努力學習，使用科技手段和其他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把你的“工具箱”填滿，并且還要獲得第二次機器革命時代所需要的技能和能力。
廚師、園藝師、修理工、木工、牙醫(yī)和家庭健康護理員在短時期之內是不會被機器代替的。所有這些職業(yè)都牽涉到感覺運動，而且它們之中的很多工作也需要思維能力、大框架的模式識別能力和復雜的溝通能力。當然，并不是所有的這些工作都能獲得豐厚報酬，但它們也是在與機器競賽中最不可能與機器迎頭相撞的工作。
如何應對這個全新的世界
“政策就是一種很容易改變的臨時信條，但一旦它適用，人們就會以宗教般的熱情去實施。”
——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 印度民族解放運動領導人和印度國家大會黨領袖
既要推動第二次機器革命時代產生更多的紅利，又要努力縮減各個階層收入的分化，或者至少是削減它的負面影響，我們應該做些什么？在保證盡可能少的人們被遠遠拋在后面的前提下，我們如何在最大程度上推動技術的進步？
美國是20世紀前半葉當仁不讓的初級教育領導者，因為它已經意識到了教育的不平等是“教育與技術之間的競賽”。通過引入過去一二十年里發(fā)展的數(shù)字化技術，我們可以改變教育的方式。好消息是，和媒體、零售、金融或者生產制造行業(yè)相比，教育在技術使用上大大落后了。這是個好消息，因為它意味著我們只要是追趕上其他行業(yè)，就能收獲很大。在未來的10年時間里，這一領域的創(chuàng)新者將大有可為。
我們擁護企業(yè)家精神，但不是因為我們認為每個人都能或者應該開一家公司。相反，那是因為企業(yè)家精神是創(chuàng)造工作和發(fā)展機會的最好思路。隨著一些傳統(tǒng)工作種類的消失——伴隨著消失的還有對相應技能的需求，經濟體系必須創(chuàng)造新的工種和行業(yè)。對此最為擅長的是富有開創(chuàng)精神的創(chuàng)業(yè)家們，而不是有心無力的政府領導者或者只是空想的學術專家。托馬斯·愛迪生、亨利·福特、比爾·蓋茨和其他很多企業(yè)人士都開創(chuàng)了新的行業(yè)，大大替代了農業(yè)工作消失幾十年后被淘汰掉的工作。當前經濟的轉型也創(chuàng)造了一個同等規(guī)模的機會。
雖然求職類的網站，像Monster(全球首屈一指的求職類網站)和Aftercollege(主要是為畢業(yè)后的大學生服務的求職類網站)，以及工作社交類網站LinkedIn能夠使雇主和雇員很容易地發(fā)現(xiàn)彼此，不過每年畢業(yè)的大量學生仍然主要依靠朋友、親戚以及教授們的口頭推薦選擇就業(yè)。為了讓人們的求職之路不再荊棘遍地，我們必須找到減少求職障礙和降低搜尋成本的方法。
持續(xù)了25年之后，美國聯(lián)邦政府對基礎學術的研究卻在2005年開始下降了。這一問題應該引起我們的關注，因為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基礎研究能夠產生很大的正面外部效應。這也是政府作用的體現(xiàn)，當然所帶來的收益也是巨大的。舉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互聯(lián)網是從美國國防部防空網絡研究項目中誕生的。GPS系統(tǒng)、觸摸顯示屏、像蘋果手機Siri這樣的語音識別軟件以及很多其他數(shù)字化創(chuàng)新，也源于由政府發(fā)起的基礎性研究。事實上，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如果沒有政府的支持和資助，我們今天所熟知的硬件、軟件、網絡和機器人不可能擁有現(xiàn)在的體量、種類和發(fā)展狀況。這種支持和資助還應該繼續(xù)下去，最近令人氣餒的美國政府對基礎性研究減少資助的發(fā)展趨勢，應該扭轉過來。
優(yōu)良的基礎設施會使一個國家更適合居住，也更適合從事商業(yè)活動。把美國的基礎設施提高到一個讓人可以接受的等級，將是這個國家在未來的發(fā)展征途中最值得投入的投資之一。
一般情況下，征稅會打擊生產的積極性，所以征稅往往被看作一件壞事情。但有時未必是這樣，因為我們可以對一些負面的商業(yè)行為進行征稅。但也有一些產品和服務是處于規(guī)則之外的——稅收未必會帶來生產的下降。經濟學家們會認為，這些生產和服務的供給從稅收角度來講是無彈性的。我們可以并且應該利用這樣的事實。
就我們在上面所描繪的政策建議來說，其實目的很簡單：能夠給整體經濟帶來高速的增長。如果這一切能夠發(fā)生，那么勞動者和求職者的未來前景也會更加光明。
技術變革下的國家、企業(yè)和個人
“厭倦、惡習和欲望——工作把人從這三大惡果中拯救出來�！�
——伏爾泰(Voltaire) 法國啟蒙思想家、哲學家、作家、歷史學家
技術已經漸漸具備了人類的技能和能力。那么，在未來機器人時代到來的時候，我們究竟該如何應對？我們究竟該采取什么樣的策略，又將如何參與其中？
在未來幾十年，我們需要對基本收入的觀念重新思考嗎？可能需要，但這不是我們首要的選擇。伏爾泰說：“厭倦、惡習和欲望——工作把人從這三大惡果中拯救出來�！币粋�普遍性的收入保證計劃只注重了需求，但卻沒有照顧到另兩個“惡果”。而且我們看到的幾乎所有的研究結果和證據(jù)都在讓我們確信，伏爾泰是正確的。很多人參加工作最重要的原因不僅僅是他們要獲得金錢，也因為工作是他們獲得其他很多事物的重要方式之一——包括自我價值、團體意識、契約精神、健康價值、結構體系和體面尊嚴等。
不論目標針對的是個人還是社會群體，結論都相同：工作是有益的。在個人層面上，大量的研究結果顯示，工作能使人獲得成就感、滿足感和幸福。
蓋洛普民意測驗組織對很多國家的人們做了一份調查，這份調查再次確認了人們對工作有基本的欲求。正像蓋洛普首席執(zhí)行官吉姆·克利夫頓(Jim Clifton)在他《未來的工作戰(zhàn)爭》(The Coming Jobs War)一書中所說的：“對一般人來說，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愿望不是和平、自由或民主；不是擁有一個家庭、一所房子或者一片土地；也不是和上帝有關的事情。這個世界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愿望是擁有一份好的工作。在這之后，其他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紛至沓來。”看起來好像在這個世界上，人們想要擺脫“厭倦、惡習和欲望”，想要實現(xiàn)“專精、自主和目的”，都要通過工作來達成。
沒有工作傷害的不僅僅是個人，還有整個社群。社會學家威廉·尤利烏斯·威爾遜(William Julius Wilson)在他1996年的書《當工作消失》(When Work Disappears)中，對長期性職業(yè)價值的研究結果進行了總結。他的結論闡述得明白確切：周邊群體的高失業(yè)率所帶來的后果要比這些群體的貧窮更具有破壞性。一個人人貧窮卻都有工作的群體和一個很多人貧窮卻沒有工作的群體截然不同。今天，市中心貧民區(qū)群體的很多問題——犯罪、家庭破裂、社會救濟、低層次的社會組織等等，基本上都是工作消失的后果。
對勞動力進行補貼和稅收減免，看起來更像是一個短期的解決方案。畢竟，第二次機器革命時代的特征是無情的自動化，它會基本上或完全引領后工作時代的經濟。
但是，正像我們所希望的，人們還擁有至今仍無法被自動化的技能和能力。這些技能和能力可能在未來的某個點會被自動化，但現(xiàn)在還沒有真正開始——我們認為還得需要一段時間。我們認為，在不遠的將來我們還是需要人類數(shù)據(jù)科學家、會議組織者、部門經理、護士和餐館工。
技術與未來：命運由我們自己塑造
“機器并沒有把人從天然的難題中隔離出來，而是讓人更加融入進去�！�
——安東尼·德·圣-�？颂K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 法國作家、飛行員
人類一直有一個最古老的夢想：有一天，我們不需要做任何事就能實現(xiàn)所有的物質夢想，而且可以自由追求我們的興趣、樂趣或激情。在未來的某一天，任何人都不會再從事毫無樂趣的工作，因為食物、衣服、住所和其他所有生活必需品都由自動化的仆人給我們提供。這種夢想還演變成了一些流傳很廣的故事。
最終實現(xiàn)人類的自由夢想是通過機器勞動力，我們使用的材料是硅、金屬和塑料。它們是第二次機器革命時代的物質材料，而且很快地，這些數(shù)字計算機、電纜和傳感器的核心材料就迅速傳遍了世界。
這些材料的可能組合在以前的時代里是不存在的。對所有以前時代的人們來說，當他們在頭腦里想到用一些材料來制作人類的助手時，他們能夠想到的也只有故事了。
我們這個時代是不同的。
現(xiàn)在當我們想象一臺能夠做人類工作的機器時，我們是有信心的：雖然這種自動化的機器在以前沒有存在過，但至少有一個很好的發(fā)展機會，因為可能有人正在實驗室或車庫里打造這類機器的“0.1版”。在過去的三年時間里，我們兩個人拜訪了很多這類的創(chuàng)新者，也參觀了他們的工作間，第二次機器革命時代精妙的技術讓我們驚呆了。
對這種背景進行調查和分析之后，我們非常有信心地認為我們現(xiàn)在正處在一個重大的轉折點上——和工業(yè)革命所帶來的深刻變革幾乎相同的重大轉折的早期階段。不僅僅是新技術指數(shù)級、數(shù)字化和組合式的進步與變革，更多的收益還在我們的前面。在接下來的24個月的時間里，這個星球所增長的計算機能量將超過之前所有歷史階段的增長總和。在過去的24年時間里，這種增長可能已經超過了1 000倍。
我們這一代將很可能會幸運地經歷人類歷史上兩個最讓人吃驚的事件：真正的智能機器被創(chuàng)造出來，以及所有人通過共同的數(shù)字網絡彼此互聯(lián)。這兩個事件將改變我們這個世界的經濟發(fā)展模式。創(chuàng)新者、企業(yè)人士、科學家、小工匠以及各種各樣的極客們將利用這個充裕的世界去創(chuàng)造能讓我們吃驚和愉悅、能給我們帶來工作的技術。這種進程不斷反復下去，就可以有力地說明，阿瑟·C·克拉克所評論的“任何足夠先進的技術都稱得上是魔力之源”的說法究竟有多么正確。
即使面臨所有這些挑戰(zhàn)——經濟的、基礎設施的、生物的、社會和其他存在的，我們仍舊是樂觀的。借用馬丁·路德·金的話，歷史的弧線雖然很長，但它是向正義彎曲的。我們認為數(shù)據(jù)是支持這一切的。我們已經看到的不僅僅是財富的巨額增長，還有整體上更多的自由、更多的社會正義、更少的暴力犯罪，以及更少的困境(最不幸的人也能避開)、更多的機會(越來越多的人都能獲得)。
我們正在創(chuàng)造的技術為改變這個世界提供了更大的力量，但伴隨這種力量的是更大的責任。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不是技術決定主義者的原因，而且這也是我們?yōu)槭裁丛谶@本書里要用三個章節(jié)提出一系列建議——我們認為這些建議能夠增加我們實現(xiàn)一個共同繁榮社會的機會。
但從長期來看，真正的問題將超越經濟增長。正像越來越多的工作正在由機器完成，人們可以把更多的時間花費在其他活動上。這些不僅僅是休閑和娛樂，還有從發(fā)明和發(fā)現(xiàn)、從創(chuàng)造和創(chuàng)建以及從愛、友好和社群中所獲得的深深的滿足感。我們沒有很多標準的規(guī)范去衡量這些價值——可能我們永遠也不會有，但在我們滿足更多的經濟需求時，價值的重要性就會體現(xiàn)出來。如果第一次機器革命時代幫助打開了封鎖在化學鍵中的能量之源，那么第二次機器革命時代真正的前景就是，它將幫助打開人類的創(chuàng)造之源。
我們的成功將不僅依靠我們的技術選擇，甚至還要依靠新組織和新機制的共同創(chuàng)造。正像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做可做之事一樣，我們所珍視的“價值”將不可避免地變得極其重要。我們將選擇讓信息廣為傳播還是嚴密控制？我們的繁榮能夠廣泛共享嗎？我們能給我們的創(chuàng)新者提供什么樣的獎賞？我們能夠創(chuàng)建富有生機和活力的關系和社群網絡嗎？我們每個人是否都有發(fā)現(xiàn)、創(chuàng)造并且享有最佳生活狀態(tài)的機會？
在第二次機器革命時代，我們需要更深刻地思考我們真正需要什么，我們珍視的價值是什么，不論作為個人還是作為社會。我們這一代比任何一代人都繼承了更多改變世界的機會。這是樂觀主義的一個原因，只要我們關注我們的選擇。
技術不是命運，命運由我們自己塑造。
《第二次機器革命》主要內容（續(xù)二）
《第二次機器革命》主要內容（續(xù)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