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信部和發(fā)改委日前聯合下發(fā)《關于調整移動本地電話業(yè)務資費管理方式的通知》的征求意見稿。根據該意見稿，相關部委擬將電信定價權下放給三大運營商。
這樣做的好處據說是：它有助于推動電信資費市場化，鼓勵電信企業(yè)對移動本地電話業(yè)務實行單向收費。在政策規(guī)劃者心目中，在給定一個競爭而非管制的環(huán)境下，降價是電信運營商拓展用戶最有力的手段。
不錯，經濟學是告訴我們，競爭比管制好，因為競爭能提高效率，而價格管制只會扭曲市場供求關系，催生出壟斷價格和尋租行為。但凡事總有例外——在中國老百姓看來，從現有的電信行業(yè)“競爭”中獲益這張畫餅并不怎么吸引人，相反，他們更擔心的是，電信運營商會不會從此踏上為所欲為的征途。
這種擔心并非是杞人憂天。就在上個月，銀行業(yè)剛剛掀起了一輪收費狂潮。在銀監(jiān)會放松對商業(yè)銀行中間業(yè)務收費管制后，銀行方面突然發(fā)現竟有如此多可供“增收”的新門路：跨行取現可以收費、打印清單可以收費、小額賬戶可以收費，甚至存折重設密碼也可以收費……這些霸王條款中，許多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更有相當一部分收費甚至是在用戶毫不知情的狀態(tài)下偷偷收取的。慶幸的是，在輿論一片批評聲中，銀監(jiān)會緊急叫停了這場亂收費鬧劇。特別要指出的是，沖在收費第一線的恰恰是幾大國有商業(yè)銀行，反倒是一些外資銀行和較小的股份制銀行保持了克制。
中國手機用戶數已突破7億，位居世界第一。隨著用戶規(guī)模不斷擴張，近年來電信資費確實有一定程度的下調。但與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相比，主要信息產品和服務的資費水平依然偏高。據統計，2009年手機話費占中國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4.77%，而占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更高達15.9%。而根據國際經驗，電信應用成本降至1%以下較為合理。目前，中國手機通話仍存在非單向收費、漫游費以及各種名目繁雜的增值服務費。
因此，當電信業(yè)主管部門大張旗鼓地將電信定價權下放給運營商時，必須好好想一想，如何才能讓老百姓相信這是一個好消息，而不是壞消息？
首先，應當允許民資和外資進入電信運營領域參與競爭。自1994年中國電信業(yè)改革啟動以來，已經歷了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分拆和重組。在“競爭”最盛的時候，電信領域一度出現了六大基礎運營商。但需要指出的是，這六家企業(yè)無一例外都是國資委旗下的中央企業(yè)。最終，在央企做大做強的口號下，電信業(yè)重新回到“三國”時代。
可以肯定的是，對于一國或一地區(qū)而言，六家企業(yè)之間的競爭肯定比三家企業(yè)的競爭能帶給消費者更高的福利水平。例如，我國香港地區(qū)不過區(qū)區(qū)700萬人口，卻擁有固網運營商11家，移動運營商6家。國際電信聯盟（ITU）研究報告指出，2009年香港的信息通信技術服務價格是全球最便宜的。
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在相同的運營商數量前提下，民營企業(yè)比國有企業(yè)能帶給消費者更高的福利水平。最近中國網民熱議的一個帖子是，2008年中國互聯網寬帶平均月資費為韓國的18倍，而上網接入速度卻不及韓國的二十分之一！與中國類似，韓國電信運營也有三大企業(yè)，分別是SK電訊、KTF和LGT，但不同的是，這些韓國企業(yè)從上世紀90年代起已先后完成了民營化的過程。
不可否認，央企對于國民經濟和電信安全作出了應有貢獻，但其效率低下、存在局部利益也是事實，與民爭利的現象更屢見不鮮，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其競爭性質，強化了壟斷同盟的可能。今年3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提出今后要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交通、電信、能源等基礎設施等“法律、法規(guī)未明確禁止準入的行業(yè)和領域”。這是一個積極的態(tài)度轉變，但離真正落實恐怕尚需時日。
此外，對于監(jiān)管者而言，還有一個如何變“事后監(jiān)管”為“事前監(jiān)管”的難題。而站在公眾用戶的立場，在運營商隨意哄抬資費的情況下，又如何保證他們的知情權和話語權？……對這些問題，有關部門必須先給出確切答案，公眾才能放心地將定價權交給企業(yè)。
中國政府已經宣布，到2015年將實現電信網、廣播電視網和互聯網的三網融合。屆時，中國老百姓是享受更好的服務，還是繼續(xù)忍受蝸牛速度和火箭價格，完全取決于運營商之間能否形成有效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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