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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5月28日發(fā)布了2007年《社會保障綠皮書》。綠皮書指出，1990-2004年，我國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510.2元增加到9421.6元，增加5.24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686.3元增加到4039.6元，增加4.89倍。與此同時，我國城鄉(xiāng)居民人均醫(yī)療保健支出分別增加了19.57倍和5.86倍，居民衛(wèi)生支出的增速遠超出其收入增長速度。教育支出同樣如此。全國高校的人均學費在1990年時不足500元，到2004年就已經上漲到5000多元，上漲了10倍以上。
支出增速遠遠超過居民收入增速，無法實現藏富于民的設想，難以讓民眾真正分享經濟發(fā)展的成果。同時，也使我國居民生活壓力沉重，對未來不確定性預期的擔憂加大，嚴重抑制消費需求的釋放，導致內需屢拉不動，從而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的一個致命缺陷。
事實上，從近十幾年的情況來看，我國的民生問題在受到雙重擠壓。簡而言之，一是國民收入分配日益向政府傾斜，二是政府從公共產品服務領域的退出。
國家發(fā)改委公布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06》指出：從資金流量核算結果來看，九十年代以來，我國國民收入分配出現了向政府和企業(yè)傾斜的現象，政府和企業(yè)可支配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斷上升，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續(xù)下降。并且，政府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保持擴大之勢。而根據國際上通常的發(fā)展路徑，當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之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通常是上升的。
在國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傾斜的同時，政府卻在一些公共產品領域悄然隱退。最典型的是醫(yī)療、教育、住房、養(yǎng)老等進行市場化改革以后，這些原本由政府承擔的責任向居民個人身上轉移，導致民眾不堪重負。從1998年到2005年，我國財政社會保障經費年支出雖然由598億元增長到3600億元左右，年均增長29.4%，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也從5.5%增長到11%，但這與發(fā)達國家相比比例依然過低———這一點從居民有著切膚之痛的沉重的負擔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得到。
一方面是國民收入分配向政府的傾斜，一方面是公共負擔向民眾的轉移，兩頭擠壓，導致了今天國民的沉重壓力。在政府從公共產品領域隱退以后，公共產品的提供轉而被一種市場化的機制所取代，而市場化的結果必然是醫(yī)療、教育等費用的上漲和房價的失控。因為公共產品是以福利特征為核心的，而市場產品的提供者則是以追逐利益最大化為惟一目的的。
支出增速快于收入必然加重居民的負擔。問題還不僅限于此。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一般傾向于效率，而政府作為調控主體的再分配，功能在于彌補初次分配的缺陷，更傾向于公平。但是，目前的這種情況可能既損害效率，又損害公平。
各國的發(fā)展實踐證明，政府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是負相關的，在政府掌握的財富逐漸增加的同時，其相應的提供社會福利的責任卻在推卸，就必然給政府鋪張浪費創(chuàng)造條件。而在我國預算編制審查程序尚不夠嚴格、預算執(zhí)行監(jiān)督尚且疲弱的情況下，政府幾乎沒有勤儉節(jié)約、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以造福于民眾的動力，豪華政府辦公大樓便是這一畸形機制下的產物，也是最直觀的證明。
因此，我們應該對目前的國民收入分配機制進行深刻反省，采取增加居民收入，增加教育、衛(wèi)生等公共產品的投入等措施，實現藏富于民，切實減輕國民負擔，如此，則人民安居樂業(yè)，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擔憂大為降低，民眾的消費沖動得以充分釋放，內需必然能夠拉動，進而推動我國經濟更健康地向前發(fā)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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