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仍然有理由維持一個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并且只要政策得當，完全有可能實現無嚴重通脹的經濟增長。那么，就應借鑒國際經驗、并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fā)，采取政策組合來達到穩(wěn)定經濟的調控目標。
    一段時間以來，在財經類的報刊雜志上發(fā)表的有關文章幾乎清一色地呼吁或者主張應當加快人民幣升值的步伐來遏制國內的通貨膨脹壓力。那么這樣的調整思路及其政策建議是否可行呢？為此，我們必須首先來澄清一些基本的理論問題，再來討論具體的政策問題或許更加有助于問題的有效解決。
    從理論上來講，廣義的貨幣政策在解決國內經濟問題時通常并不是那么有效，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不管使用利率作為政策調整的杠桿，還是使用匯率作為政策調整的杠桿，都會因為存在外部效應而導致政策的有效性被外來的沖擊所抵消，這在金融一體化、資本可以跨境自由流動的情況下會變得更為突出。
    因為金融開放，當一個國家為了防止可能發(fā)生的或者已經發(fā)生的通貨膨脹而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那么伴隨著國內利率的上升，從而導致國內利率與國際利率的息差擴大時，盡管商業(yè)銀行的信用創(chuàng)造會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央行的基礎貨幣供給卻會因為境外套利資金的流入而趨于增加，從而抵消了商業(yè)銀行信貸緊縮的效應。
    假如宏觀管理當局不是選擇利率政策，而是選擇匯率政策來對國內不斷增長的通脹趨勢加以遏制，那么其結果也不會有太大的區(qū)別。從外匯的利率平價來分析，本幣升值必定會導致本幣的利率上漲，以至在匯率與利率雙雙上漲的情況下，反而會誘致更多的境外資本流入套利，從而導致更多的基礎貨幣供給。
    如果再進一步對中國的實際加以分析，那么我們就可以觀察到以下這些事實：第一，中國目前的通貨膨脹壓力是結構性的，其中食品價格上漲在整個物價上漲中占了很大的權重；第二，目前的通貨膨脹壓力還帶有非常明顯的成本推動的性質，比如新的勞動法規(guī)的推出、工資的上漲、以及地價和石油等礦產資源價格的上漲等，都導致了全社會物價指數的上漲壓力；第三，當由于貿易順差和大量境外投機資本大量流入而造成的流動性過剩不能被金融市場所吸收時，也給已經趨于上揚的物價帶來了更大的上漲壓力。
    很顯然，由以上這些原因所推動的物價上漲或通貨膨脹壓力并非源于社會總需求的膨脹，而是根源于結構失衡與成本推動，這里所說的結構失衡，既包括內部經濟的結構失衡，也包括中國內部經濟與外部經濟的結構失衡。前者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農民務工收入與務農（包括從事副業(yè)生產）收入的結構性失衡，后者主要是指內部經濟存在失業(yè)、外部經濟存在國際收支入超并存的結構性失衡。
    事實可以證明中國目前的通貨膨脹壓力是結構性的、而非是需求拉動型的。2003年中國財政收入首度突破2萬億元，2005年突破3萬億元，2006年接近4萬億元，2007年將突破5萬億元大關，預計要比2006年增長33.5%；從2003年至2007年3月末，各級財政存款由5126.9億元增加到14004.8億元，增長了173.6%，企業(yè)存款增長了59.5%，而同期居民存款只增長了66.4%，其增長幅度略高于企業(yè)存款的增長幅度，但卻要大大低于政府存款增加的幅度；再從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結構來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由2000年的13.5%上升到2006年的18.8%，而城鄉(xiāng)居民收入比重則從76.5%下降到71.3%；截至今日，中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甚至都沒有超過50%。所有這些數據告訴我們，當前的通貨膨脹壓力是不能用需求拉動來加以解釋的。既然如此，試圖用匯率升值的政策措施來遏制當前的通貨膨脹壓力就會是徒勞的，因為本幣升值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減少出口、增加進口，以達到出清過剩需求之目的，但是，當中國的現實狀況是供給過剩、供給成本快速上漲，從而需要依靠國際市場來平衡過剩供給的時候，采取本幣升值的做法豈不是南轅北轍、把調整的方向做反了呢？
    如果以上的分析和結論是可以成立的，那么我們還有什么更好的辦法來遏制當前的通貨膨脹壓力呢？從學理上講，假如存在需求拉動的通貨膨脹，那么應當是采取那些旨在緊縮需求的宏觀經濟政策為好；但是，當我們面臨的是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壓力時，改善供給的宏觀經濟政策以及相關的政策組合可能更為有效。
    由于今天的中國還存在為數不少的失業(yè)，所以很難說中國今天的實際產出已經超過了潛在的產出，特別是自中國實行對外開放國策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諸多瓶頸是可以通過進出口貿易來加以平衡的�；�于這樣的判斷，中國仍然有理由維持一個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并且只要政策得當，完全有可能實現無嚴重通貨膨脹的經濟增長。那么什么樣的政策才是得當的呢？借鑒國際經驗、并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fā)，我們可以采取以下政策組合來達到穩(wěn)定經濟的調控目標：第一，是要盡可能地通過增加勞動供給來降低勞動成本，為此就要繼續(xù)適時地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以便鼓勵人們在就業(yè)與閑暇之間做出有利于增加就業(yè)的理性選擇，此外還需要積極地鼓勵民工進城來增加城市工業(yè)發(fā)展的勞動可得性；第二，千萬不要讓工資跟著物價走，這樣不僅不能遏制住通貨膨脹壓力，反而可能因為工資指數化而造成經濟滯脹；第三，無論如何必須堅持這樣的原則，只要沒有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就不能提高勞動工資，為此，政府就不要直接參與工資的決定，而是應當通過發(fā)展職業(yè)和技術教育來提高國民的勞動生產率，以保證有效率支持的工資增長；第四，需要采取切實而又有效的措施來控制土地價格的過快上漲，借以降低勞務與商務成本，為此需要改革地方政府的財政結構，變地方政府以土地收益為主的財政結構為依靠稅收征收與發(fā)行地方市政建設債為主的財政結構；第五，加快結構調整的速度，降低對于高價能源的依賴，為此就需要放松對于能源價格的管制，與此同時對任何愿意采用新型低價能源和節(jié)能技術的企業(yè)給予必要的補貼。
    采取以上這樣的政策組合，不僅能夠遏制目前由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壓力，而且還可以讓更多的勞動就業(yè)，進而創(chuàng)造更多的內需來平衡困擾中國已久的內外經濟失衡�？傊�，能夠創(chuàng)造更多就業(yè)機會的、勞動生產率可持續(xù)增長的經濟增長才是可持續(xù)的。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