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即將到來的經濟蕭條和通貨緊縮，綜合運用擴張型財政政策與寬松貨幣政策來應對已成為當下的普遍共識。不過，鑒于2008年下半年各國央行的貨幣政策彈藥消耗過猛，目前無論是從政策手段還是實際效果上來看，已是捉襟見肘。因此，財政政策很可能獨自挑起大梁，將成為2009年的絕對主角。

    美國候任總統(tǒng)奧巴馬已宣布在其總額高達7750億美元的一攬子財政刺激方案中，除原先公布的擴大政府支出項目外，還將包括3100億美元的減稅計劃，規(guī)模占總方案的40%。短短兩個月內，世人看到，奧巴馬版的救市方案從一個試圖以所謂“綠色產業(yè)”計劃就創(chuàng)造500萬就業(yè)崗位的烏托邦式草圖，發(fā)展到以擴大基礎設施、實現(xiàn)互聯(lián)網(wǎng)升級換代和新能源、循環(huán)經濟并重的可行方案，再到把大規(guī)模減稅囊括在內，這表明奧巴馬及其團隊正不斷根據(jù)實際情況，積極校準政策思路。
    無論是TARP計劃，還是7750億美元一攬子方案，都有一個非常鮮明的特征，即美國的經濟政策制定者非常務實靈活，善于學習他國所長。例如，在TARP計劃之前，美國救助金融機構的思路主要是收購問題資產，但當看到這一做法暴露出成本高、見效慢等弊端時，便迅速引入了英國的成功經驗，將部分資金直接向金融機構注資，通過補充資本充足率，增強其抵御風險的能力。
    與美國等國相比，中國的4萬億元主要體現(xiàn)在公共投資項目上，雖然也不乏通過實施消費型增值稅和提高出口退稅等方式來減輕企業(yè)稅負的辦法，但總的看來，片面強調政府主導投資的思維依然未變，特別是在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力度顯然不夠，基本上只是繼續(xù)執(zhí)行暫免征收儲蓄存款和證券交易結算資金利息所得稅、降低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及單邊征收等已有政策。而一些更為靈活多樣的財政刺激政策，例如對低收入居民發(fā)放消費券，僅有極少數(shù)地方政府在試行。
    筆者認為，正如美國積極向英國、中國等國學習一樣，中國在實行財政政策時也不妨放下身段，向美國或其他國家借鑒一些治理危機的有益思路：
    首先，政策目標應從單純的保GDP增長轉向明確具體的新增就業(yè)崗位數(shù)。自去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來，保增長和保就業(yè)成了兩個最時髦的口號。兩者的確有一定的正相關性，但兩者又不完全是一回事。特別是對于地方政府而言，造GDP數(shù)字不難，創(chuàng)造實實在在的就業(yè)崗位卻未必容易。根據(jù)奧巴馬團隊最近公布的救市計劃，從現(xiàn)在起到2010年第四季度，新一屆美國的目標是創(chuàng)造367.5萬個就業(yè)機會，并且他們針對不同行業(yè)所能提供的就業(yè)機會做了明確分解：如建筑業(yè)67.8萬個，零售業(yè)60.4萬個，制造業(yè)40.8萬個……
    當然，兩國政策思路上的差別可能是更為復雜的政治、經濟等因素所決定，不過也或許僅僅是習慣做法導致的路徑依賴使然。一個公認的事實是，與美國去年12月份7.2%的失業(yè)率相比，中國的真實失業(yè)率要遠遠高于官方公布的城鎮(zhèn)登記失業(yè)率。認真統(tǒng)計和公開承認失業(yè)人數(shù)需要極大的勇氣，但這正是邁向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其次，政策手段要靈活多樣，更要敢于不斷試錯。1932年羅斯福在一次演講中曾大聲疾呼：“面對危機，我們需要更為大膽、百折不撓的試驗。如果這個辦法失敗了，沒關系！承認此路不通，然后迅速轉向下一個辦法�！被蛟S正是因為羅斯福敢于勇于政策試驗，早在1936年凱恩斯《通論》問世前數(shù)年，美國就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在實踐中確立了以擴大政府支出彌補社會總需求不足的“新政”思路。
    與七十多年前的羅斯福相比，模式化思維卻還在禁錮著中國眾多學者的頭腦，如認為減稅和消費券只是替代了原有的貨幣消費，對于拉動消費和GDP增長效果并不顯著，因而對蒙代爾呼吁中國政府發(fā)放消費券和減稅的建議嗤之以鼻。
    事實上，從現(xiàn)代宏觀經濟學理論角度看，財政政策具體采取何種手段為宜，是擴大政府支出、增加轉移支付還是減稅一直存在爭議。例如，根據(jù)傳統(tǒng)的凱恩斯模型，一般認為美國政府支出的乘數(shù)效應在1至1.4左右，遠遠高于減稅的乘數(shù)效應；但奧巴馬新任命的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克里斯蒂娜·羅默2007年的研究卻表明，減稅可以通過改變資產價格的相對變化促進資本投資，其乘數(shù)效應高達3。因此，在我們不確定掌握了絕對真理的情況下，實行多樣化的財政政策手段更為可取。
    目前，除中美之外，歐盟、日本、印度、俄羅斯、韓國等國也實行了規(guī)模不等的財政刺激方案，盡管各自側重點不完全一樣，但可以肯定的是，越來越多的國家已傾向于實行多樣化的財政政策，而非僅僅抱住減稅或擴大政府支出中的一端不放。事實上，就連長期以來被稱為經濟自由主義大本營的IMF在這場危機中也一反常態(tài)，放棄了“緊縮平衡”財政政策，鼓勵各國采取“及時、有力、持久、多樣化”的財政政策。
    值得欣慰的是，中央最近決定向7400萬貧困人群發(fā)放了總額為90億元的新年紅包，希望今后這一做法能夠持續(xù)。
    最后不能不提的是，無論是布什政府的TARP計劃，還是奧巴馬的一攬子財政刺激方案，都必須經美國國會的反復討論才能獲得通過，以保證納稅人的錢不被濫用，不會成為少數(shù)人尋租的對象。而中國在4萬億元的使用過程中，也應由國務院在明后兩年的全國人大會上提交相關預算草案，其資金去向也必須得到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等機構的全程監(jiān)督，以保證公眾的足夠知情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