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公共政策 倚賴科學民主
    2009-12-17    作者:社論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昨日發(fā)出《關于電動摩托車相關標準實施事項的通知》。通知要求，《電動摩托車和電動輕便摩托車通用技術條件》等4項國家標準中，涉及電動輕便摩托車的內容（下稱“新國標”）暫緩實施。
　　這個通知，是近來輿論針對“新國標”強烈反彈的結果。大家已經知道，“新國標”之所以引來不少質疑之聲，既是因為“新國標”關于電動輕便摩托車的相關規(guī)定，引致摩托車與電動自行車兩個行業(yè)間利益博弈的白熱化，也因為這些規(guī)定無助于解決電動自行車導致事故飆升這個現實難題。
　　關于“新國標”的制訂，此前媒體已經多有探討。總體而言，整個政策制訂過程嚴謹程度不夠，程序上有所缺失，未能顧及一個直接相關行業(yè)的利益，也未給電動自行車行業(yè)即刻轉身留下余地。正因此，“新國標”不僅遭到了電動自行車行業(yè)的強烈反對，公共輿論也多持批評意見。
　　應當說，國標委宣布“新國標”暫緩實施，雖然不是解決問題的全部，但確是對利益相關主體意見的考量，也是對輿論監(jiān)督的尊重。這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
　　如果將“新國標”事件作為一個案例，如果將相關技術標準的規(guī)定納入公共政策的范疇，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問題的本質，是未能將政策目標與政策本身有效結合，政策的科學性與民主性皆有缺失。當然，這一結果的出現，或因為“新國標”的主導者責任意識不強，標準制訂倉促、草率；或因為其中有利益在作怪，“新國標”的制訂被局部利益或私人利益所綁架。
　　回顧過往，其實“新國標”并非孤立的個案。曾經熱鬧一時的“綠壩”風波，即是又一例證。盡管“綠壩”政策的推動者的主觀動因，出自于營造綠色健康的網絡環(huán)境，防止未成年人受到淫穢色情等有害信息毒害，但“一刀切”式地要求相關硬件廠商強制預裝，的確有所不妥。后來，相關部委也發(fā)文，要求“綠壩”強制預裝暫緩實行，算是對此前政策的一個修補。反思此案，在“綠壩”政策出臺前，如果對涉及主體有所征詢，政策的制訂應該更為完善。
　　從這些案例均可看出，不盡理想的政策選擇，既增加行政成本，損失行政效率，也會導致政策涉及主體，乃至社會公眾的強烈反彈。毫無疑問，制訂公共政策是實現有效公共治理的重要手段。公共政策的質量如何，是否兼顧公平和效率原則，將直接決定公共政策的最終落實。
　　當前，中央正在努力建設一個服務型的政府。比較于管制型政府，服務型政府的一個重要特點，即公共行為轉向服務化，公共治理的目標是滿足廣大社會民眾的實際需要。這就要求公務人員，即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與服務者，必須充分傾聽民眾的意見。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大量的公共政策制訂過程中增加科學性，優(yōu)化民主決策的機制，實現政策選擇的“帕累托改善”，甚至“帕累托最優(yōu)”，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命題。
　　從“新國標”事件看，在電動自行車導致事故飆升的背景下，修訂標準本身無可非議。關鍵問題在于，修改過程應當聽取多方面的聲音，包括摩托車行業(yè)、電動自行車行業(yè)，以及車輛使用者和交通管理者，如此，才不會出現將電動自行車趕入機動車道的非理性方案。而我們已經知道，在這個過程中，民主決策的程序正義未能得到保證。這表明，政策的制訂必須切實發(fā)揚民主，而不是流于形式。
　　同時，從提升行政效率、提升民眾滿意度的角度，相關公務人員在政策制訂前投入需求研究，也是一個重要步驟。社會的不斷發(fā)展，推高了對政府治理的要求，使得精細化行政成為重要的標準。唯有精細化行政，科學決策才能有基本的保證。行政行為不精細，就容易出紕漏，就會使政策制訂倉促、輕率，也往往導致民眾不滿，進而損害政府公信力。顯然，“新國標”就有這方面的問題，如果此政策不及時決定緩行，或會使大量電動自行車企業(yè)陷入十分被動尷尬的境地，甚至被迫關門停產，也將偏離政策制訂的目標。
　　當然，有些時候，政府政策在公布之后，才發(fā)現有所偏頗，遭到輿論批評。這個時候，一個理性的態(tài)度，不是輕率地指責批評者，或刻意回避與隱瞞問題，而是反思自身，知錯能改，及時傾聽民意，并修補政策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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