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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工在用尊嚴向“血汗經濟”發(fā)出挑戰(zhà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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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經濟迅速回暖，沿海新興工業(yè)區(qū)，如珠三角，企業(yè)接到大量訂單，卻招不到充足的員工。據說，珠三角地區(qū)缺工超過200萬，部分生產線已處于停工狀態(tài)。
表面上看，民工荒與經濟回暖幅度之出人意料有一定關系，但這些年來，“民工荒”已經多次出現，這一次的規(guī)模則比較大。在此背后可能存在一個結構性原因：農民工群體正在實現一次大規(guī)模的代際替換，新一代農民工的價值觀念相對于期父兄輩，已經發(fā)生巨大變化。他們更有明確的權利意識，他們更敏銳地意識到了自己的身體、勞動的尊嚴。這種價值觀念的變化意味著，創(chuàng)造了中國奇跡的“血汗工廠”體系，正在走向窮途末路。
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奇跡，來自于三個要素：第一，在民眾沖擊下，權力被迫一步一步地放棄不合理的制度，民眾的企業(yè)家精神得以釋放出來，轉化成為財富；這一點，在溫州等地表現的十分明顯。第二，中國融入全球分工體系中，其比較優(yōu)勢得以發(fā)揮；第三，鄉(xiāng)村勞動力投入面向外需的工業(yè)中，社會整體勞動效率大幅度提高。后兩者結合起來形成沿海的新興工業(yè)區(qū)，即人們熟悉的珠三角、長三角經濟區(qū)。這兩個地區(qū)，尤其是珠三角地區(qū)的經濟主要靠農民工支撐。
仔細觀察就會發(fā)現，自然稟賦所形成的比較優(yōu)勢，即廉價勞動力充足的優(yōu)勢，被歧視性的法律、政策固化、強化、極端化了。具體地說，城鄉(xiāng)分割的戶籍制度、出口退稅政策、及地方政府為了進行政績競爭而制定的種種吸引投資的政策，把農民工置于一種公民權利系統喪失的狀態(tài)。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就是“農民工”、“民工”這個概念的長期而廣泛的存在、使用。
農民工這個概念的本質是制度性歧視和剝奪。政府僅允許農民的勞動力流入城鎮(zhèn)，而不允許他們作為完整的人遷徙到城鎮(zhèn)。企業(yè)同樣不把農民當作享有合法權益的產業(yè)工人對待：企業(yè)有訂單時就拼命壓榨農民工的血汗；一旦沒有訂單就毫不留情地驅逐工人。這些工人永遠都是臨時工，他們的收入和福利沒有任何保障。但他們不能維護自己的權利：在工廠所在地，他們是外來人口，沒有任何政治權利。
正是這樣的勞動力制度安排，讓新興工業(yè)區(qū)內的企業(yè)都具有血汗工廠的性質，海內外資本在系統地獲取本應由農民工獲得的剩余。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農民工就不理性。對于剛剛獲得支配自己勞動力的自由的農民來說，即便做農民工的權利沒有保障，他們也仍然愿意當農民工。因為，若城、鄉(xiāng)權利保障水準不便，打工收入高于務農，則農民的選擇就是理性的。但這絕不意味著農民作出決策的制度框架就是合理的，而人只能在給定制度框架內進行決策。
但是，隨著農民工群體實現代際替換，血汗工廠制度之基礎正在逐漸松動。年輕農民工的價值觀發(fā)生了巨大變化，這種變化源于社會整個價值體系的變化，九十年代中期以來，自由、平等、人格尊嚴等等價值已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農民工通過傳統媒體、網絡、人際接觸等渠道，同樣接受了這樣的價值觀。相對于他們的父輩，他們更相信，自己有權支配自己的命運。
這種價值觀的一個具體表現就是，他們不再愿意回到鄉(xiāng)村。他們的父輩接受了制度安排給他們的命運：既然自己是農村戶籍，那就安于生活在農村。出外打工只是獲取收入的一種辦法。新近外出的年輕農民工，與本來就跟隨父母在城鎮(zhèn)成長的第二代農民工，卻不愿接受命運的這種安排。他們相信，自己也有權利生活在城鎮(zhèn)，盡管他們不敢期望在城鎮(zhèn)落戶，但他們不會再回鄉(xiāng)村。
這些年輕農民工對鄉(xiāng)村也沒有什么感情了。他們大多在離家之前是在求學，沒有從事農業(yè)勞動的經驗。從自己可以制定人生規(guī)劃的那一刻起，他們就已準備過一種城鎮(zhèn)式生活，并且他們會堅定地實現自己這種理想，任何法律、政策都無法阻擋他們。
這樣的人生規(guī)劃也決定了他們在城鎮(zhèn)的生存形態(tài)。他們的父輩并無在城鎮(zhèn)永久生活的打算，而只是為了賺錢回家。因此，他們是作為打工者外出的，在東莞這樣的地方，他們唯一的事情就是打工賺錢。為此，他們寧可企業(yè)延長工作時間，以便在最短時間內獲得最高收入。可以說，正是這類對在外生活預期時間較短的農民工，支撐了東莞的產業(yè)形態(tài)，與看起來帶有血汗工廠色彩的企業(yè)工作制度�？梢哉f，這種血汗工廠是勞工們集體自愿選擇的產物。
現在，年輕農民工卻已經抱定了過城鎮(zhèn)式生活的決心，他們不再是作為打工者臨時外出，而準備永遠地離開鄉(xiāng)村進入城鎮(zhèn)。他們一出門，就盡可能按照城鎮(zhèn)式生活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們不再愿意當工作機器。在他們的價值結構中，城鎮(zhèn)式生活已居于第一位，壓倒了賺錢的重要性。
這樣，年輕農民工將越來越不愿長時間加班，相反他們會更加珍惜閑暇時間。他們不愿住在工廠集體宿舍，而愿意自行在工廠之外租賃房屋居住，以便自主地安排生活。這樣的城鎮(zhèn)式生活方式當然對收入提出了一定要求。但年輕農民工的選擇很有趣：如果工廠的工資標準過低，他們寧可不工作，而自愿處于失業(yè)狀態(tài)。原因可能有二：第一，他們意識到了自己身體的尊嚴，不愿接受低于自己預期的崗位。第二，他們之所以能夠這樣選擇，也是因為，在獨生子女政策下，鄉(xiāng)村家庭結構發(fā)生劇烈變化，相當一部分青年人即便暫時沒有工作，也可以依靠家中父母生活。
頻繁發(fā)生的農民荒意味著中國的血汗工廠體系即將崩潰。年輕的農民們向企業(yè)主、向荒廢了自己責任的權力發(fā)出了挑戰(zhàn)。這些經濟和政治精英能否順應年輕農民的要求，不僅關涉中國經濟能夠實現結構轉型，也可能影響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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