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曉蕾是銀河證券的首席經濟學家，如此的身份，也會有什么困惑嗎？按曉蕾君自己的說法是有的。一趟泰國之行，“開會旅游度假之余”仍不免于三困惑的騷擾，經濟學家對學問的執(zhí)著態(tài)度也真可略見一斑。
　　雖然曉蕾君在文章中闡明“不打算回答問題，只是提出問題”，頗有點出考題的意思，但既然能把自己的困惑明明白白地擺到桌面上來，那就一定是希望得到回應，甚而大家真的能熱烈地“共同探討起來”，倒也不枉了曉蕾君佳節(jié)期間的一場困擾。本人不揣冒昧，就試著過一把磚頭癮，看能不能引出些個美玉來。
　　曉蕾君的困惑有三：為什么泰國一般物價比中國低？泰國皮爾·卡丹襯衫價格是中國的五分之三，為什么皮爾·卡丹仍然在中國生產？人民幣該升值嗎？都是很高深的困惑。如果用經典的經濟學的公式、模型來論證一番，恐怕真要搞出一本著作來�，F(xiàn)在是“微博”流行的時代，一切還是“快餐”點吧。
　　以泰國的一般物價與中國相比，其實并非很好的標本，因為期間有一系列的變量沒有被考慮，比如國家大小、人口多寡、消費習慣、消費心理、GDP的真實水平、政經體制，甚至包括宗教習俗等。抽離了這些因素，所做的比較就難免有隔靴搔癢之感。
　　泰國的人均GDP水平超出中國30%強，按經濟學意義上的一般理解，其家庭汽車保有量也應該高于中國，市場對出租汽車的需求不如中國大，價格因此便宜點，真是沒有什么難理解的。這點從北京出租車司機的習慣性抱怨上也能得到些許印證——“都買車了，你說我們的活兒能好拉嗎？”
　　至于餐飲價格方面，問題就更好解釋了：泰國沒有公款消費（由于沒有調查，還真是不好絕對化，但可以肯定沒有我們這里如此生猛），大多是自己吃自己，而且泰國國民普遍信佛，珍禽異獸往往能免于刀俎，得以善終，餐館被挑三揀四的客人和蘿卜白菜們逼得物美價廉起來，也實在是沒什么好奇怪的。
　　問題到了如皮爾·卡丹，抑或丹爾·卡皮之類的服裝那里，就更具喜劇色彩。泰國屬于熱帶季風氣候，一年中大多數(shù)時間不是高溫就是高濕，丹爾·卡皮們都難伺候得很，在泰國不招人待見，原也情有可原。另外，本人也恰好認識幾個泰國老外，按中國金融街(000402,股吧)頂級精英的標準，也都是實現(xiàn)了財務自由的所謂“成功人士”，但為人都率意隨性，平常穿著也與電視上的“紅衫軍”、“藍衫軍”幾無區(qū)別。在這樣的環(huán)境和氛圍下，丹爾·卡皮們賣得比中國這里賤些，原本似乎也大可不必損耗腦汁。
　　這是一般物價的對比，及至皮爾·卡丹們賴在中國生產而不遠遁更便宜的泰國的原因，說得血淋淋一點，無非能在中國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罷了。生產成本如此低廉，而又能沽售得如此高貴，即使腦子注了水的阿甘，也會做出超理性的經濟學選擇的。這倒恰恰能為資本的理性選擇作出很好的注腳。
　　與泰國的標本相比，似乎美制風衣和法國服裝的價值更大些。自1840年以來，洋貨的品質地位即在中國至高無上地確立起來。期間雖經看似徹底的血與火的革命的洗禮，但環(huán)境一變，痼疴竟然依舊。及至盛世，國人竟仍以捱漏薇、丹爾·卡皮為品質的象征、成功的標志，仿佛阿桂腦后想象出的野雞翎，一副幾大強國伺候我一個人的遺老風范。在這樣的氣功態(tài)中，小丹、小薇們不乘機賣得貴點，還真是有負國人的抬愛。
　　至于人民幣是應該升值還是應該貶值，在經濟學家看來，真的是很難說清楚的問題。暗暗揣摩曉蕾君的潛臺詞，似乎認為人民幣應該貶值（真是瞎猜的）。但貶值了，丹爾·卡皮們不是賣得更貴了嗎？而山寨丹爾·卡皮們不是要賣得更賤了嗎？或許我們的競爭力倒真的能因此大大提高？但換來更多的美元又有什么用呢？友邦都得罪光了，會不會真的成了孤家寡人？提出這樣的疑問，并非意味對曉蕾君有絲毫不敬，也并非意味同意人民幣應該盡快升值，而真的只是沒有經過高深經濟學訓練的普通人的一點困惑罷了。
　　本想“答疑解惑”，但整到最后倒生發(fā)出更多的困惑，看來拋出的不過一塊未經經濟學煅燒的磚坯罷了。磚坯雖是小老百姓的趁手之物，但在經濟學家眼里，就難免粗鄙不堪，因此曉蕾君的困惑很可能要持續(xù)下去。但這倒也沒啥可遺憾的，因為這三個困惑，顯然并非其個人之事，而恰好揭示了整個經濟學的困境。
　　正宗的經濟學，疊床架屋，公式、模型一代代地摞上去，搞出一個老大的泥像。泥像總是很理性的，所謂理性經濟人是也，而不像人心那樣鮮活靈動、不可捉摸；當然，也唯有這樣，泥像才可計量、才可打扮，也才能維持其自身的存在價值。但恰恰因為其抽筋剔髓后的理性和空中樓閣般的高高在上，就注定泥像也只能是泥像，一遇陰天下雨，便難免窘迫起來。
　　在百年不遇的經濟危機以后，在未來發(fā)展前景極不明朗的現(xiàn)實下，中國，乃至整個世界，顯然是需要一些新的突破了。這倒正如曉雷君最后所言，需要“追根究里”，需要“重新認識和詮釋世界經濟發(fā)展的規(guī)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