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京辦，在今日中國的政治架構(gòu)中，看上去似乎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機構(gòu)。然而在現(xiàn)實中，這個機構(gòu)卻有著難以為外人道的重要作用。因此當遼寧作家王曉方的系列小說《駐京辦主任》出版后，立刻洛陽紙貴，暢銷全國�？梢姸鄶�(shù)國人心底里是知道這個機構(gòu)的能量，很想了解一些所謂的內(nèi)幕。
　　駐京辦之濫，也是近年來一個公眾話題。不僅各省、區(qū)、市以及副省級城市，包括許多地級市甚至縣級市，地方政府廳、局這樣的職能部門，乃至一些大學、大型企業(yè)在北京都設有駐京辦或聯(lián)絡處。有關駐京辦的負面說法也很多，比如“跑部錢進”，賄賂京城官員，成為所屬地方大員進京的接待辦等，有人將駐京辦說成腐敗的溫床，也不是沒有道理的。最新一期的《瞭望》周刊發(fā)布了一條消息，說中央有關部門決定要在半年內(nèi)撤銷數(shù)千個駐京辦。這樣的決心值得贊賞，但效果如何還需相當?shù)臅r間來觀察。其實這些年來，已有過幾次整頓、撤銷駐京辦的動作，最終雷聲大、雨點小。原因何在？——因為駐京辦對地方政府來說，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人曾問過我，古代有沒有駐京辦這種機構(gòu)？我說，據(jù)我有限的歷史知識，古代在官府的體系內(nèi)，好像并沒有“駐京辦”這樣龐大的機構(gòu)，用官府的錢，長期在北京養(yǎng)一個衙門，一大幫子人。漢代是郡、國交錯，一些劉氏宗親封為藩王后，離開長安去就國，為了維持和京城的聯(lián)系，會在長安設一個“留邸”，留幾個小吏長期候著。在唐代藩鎮(zhèn)割據(jù)時，各節(jié)度使在京城也有“留邸”。
　　但是到了明、清兩代，中央集權(quán)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地方官不敢公開在京師設立“留邸”。因為設留邸其實和皇權(quán)時代的政治倫理是相抵觸的，在皇帝看來，地方大員被派出去做官，老老實實奉旨辦事就行，如果還派手下的官員常駐京城，顯然不是刺探宮禁秘密，就是試圖結(jié)交朝廷大員，這都是犯忌的。但古代中國從秦以來，多數(shù)時候版圖很大，加上交通和通信不便，一個地方大員確實需要了解京城的諸多信息，而且在鄉(xiāng)土中國，外地人來到京城辦事也需要有個落腳的地方。于是有兩類機構(gòu)或人士代行了當下駐京辦及駐京辦官員的職能。一是會館，會館并非納入官府系列，它要么是地方商會出錢、要么是地方在京大員捐款修建的，乃一種民間機構(gòu)，外官進京述職、外地舉子進京趕考，常常在會館住宿，會館也成為連通京師和地方一個信息交匯中心。另一種辦法，就是地方大員派幕僚進京長期打探消息，或者讓自己在京的朋友、親戚及時向自己通報京城情況，打通與朝廷各種關系。明末天啟年間魏忠賢陷害東林黨人，就是從一位“駐京辦主任”汪文言入手的。汪是安徽歙縣人氏，早年連個秀才都不是，從監(jiān)獄看守一步步干到縣衙門的書吏，辦事能力極強，又仗義疏財，有“活宋江”之稱。后來他受某地方大員指派，給他捐了個監(jiān)生的資格，以進國子監(jiān)讀書為名，長期住在北京，后與東林黨人過從甚密。清末曾國藩、張之洞這樣的封疆大吏，給在京城的兒子、門生和朋友寫信，一大半就是詢問京城動態(tài)。
　　可見，古代盡管沒有吃“皇糧”的駐京辦，但必須有其他的機構(gòu)或人員來承擔這樣的職能。原因很簡單，當權(quán)力來源于上面，資源分配的主導權(quán)在上頭時，京師的政治動態(tài)、各類信息對地方大員太重要了，不了解這些就等于盲人摸象。皇帝三令五申不許結(jié)交朝廷大員、宮中公公，可哪個地方官都知道，要是得罪這些人，很可能連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這樣的政治體制不變，“駐京辦”總是會以各類面目出現(xiàn)。
　　美國那樣的國家，各州縣有“駐京辦”么？有一本書《硬球》回答了這個問題，那本書描寫各州參議員、眾議院的助手在華盛頓的旅館、咖啡廳打探、交流各類信息，然后做出對自己老板有利，也意味著對所在州選民有利的決策�？梢哉f，美國各州的兩名聯(lián)邦參議員和人數(shù)不等的眾議員，有點“駐京辦”官員的味道，他們必須在國會里為本州爭利益，否則就會被選民拋棄。

(作者系資深網(wǎng)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