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慈善總會兒童基金會的志愿者與拉薩兒童福利院的孩子們做游戲。新華社記者：覺果 攝

    我國第一家注冊批準的地方性民間公募基金會——寧波市抗癌健康基金會，運行兩年多來，由于“市場化”操作失誤及內部管理、體制等方面存在諸多不適，現(xiàn)已陷于內外交困、舉步維艱的境地。民間基金會成長面臨的規(guī)模偏小、募捐來源困難、公益性支出無法達到規(guī)范要求等難題，折射出我國草根慈善的艱難與尷尬。

    “出手大方”走臭棋

    據(jù)了解，我國從2004年6月1日起頒布《基金會管理條例》迄今已4年有余。據(jù)條例說明，所謂基金會，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捐贈的財產，以從事公益性事業(yè)為目的的非營利性法人�；�金會又可分為面向公眾募捐的公募基金會和定向募捐的非公募基金會。由于國家對民間公募基金會有較嚴格的規(guī)定和審批要求，國務院《基金會管理條例》通過后一直少有人嘗試。
    2005年初，寧波市一名叫林銀才的癌癥患者，在治療過程中切身感受到許多癌癥病人的痛苦與艱難，萌發(fā)了籌建抗癌基金會的想法，他把自己居住的170余平方米的房子賣掉，捐獻給基金會。此后，在寧波有關部門、企業(yè)界人士和市民的幫助下，終于如期按規(guī)定籌足400余萬元的原始基金，其中中國著名民營企業(yè)吉利集團公司獨家捐助200萬元。浙江省民政廳特事特辦，僅用兩天時間便完成了所有審批程序。
    作為我國第一家地方性民間公募基金會，當時浙江省和寧波市有關方面都對抗癌基金會抱有很大的期待。浙江省民政廳有關負責人稱，希望寧波市抗癌基金會能發(fā)揮自身優(yōu)勢，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經(jīng)驗，趟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化專業(yè)化的民間募捐慈善事業(yè)的路子來。
    然而，抗癌基金會的最初亮相及此后的一系列表現(xiàn)，卻讓關心愛護她的朋友們大失所望。據(jù)基金會原理事會成員反映和主管部門調查證實，基金會成立不久，在眾多理事會成員毫無知曉的情況下，個別領導成員拍板決定，在423萬原始基金中，拿出其中的123萬巨款，購買某品牌的靈芝孢子油保健品，發(fā)放給部分癌癥患者，此事引起了軒然大波。
    現(xiàn)基金會的有關領導成員認為，斥資百萬購買保健品之事，不論怎么說，至少是“走了一著臭棋”，因為此事難免給人授之以柄，有“瓜田李下”之嫌，且由此埋下了內部紛爭決裂的導火索。
    基金會募捐部主任孫蓉波說，當時，為“盡快擴大影響，打響知名度”，基金會的經(jīng)辦人員又超出預算，做了一批廣告宣傳品，這樣抗癌基金會成立之初的短短幾個月間，用于購買滋補品、訂做廣告宣傳品及租房、添置辦公用品等項的開支即高達150余萬，占基金會股本金的35%以上。此外，基金會一名姓郭的理事還向寧波市有關部門舉報說，就在基金會成立大會召開后不久，基金會的幾個頭頭背著大多數(shù)理事長和全體理事，秘密商定，自定高額工資報酬。如理事長、常務理事長、秘書長的月工資高達每月3500元，還另加每月住房補貼500元，并要求對外“嚴守秘密”。郭建新說：“這說明，這些人一開始就不是來搞慈善事業(yè)的。”

    市場操作屢碰壁

    孫蓉波說，購買保健品支出后，他們發(fā)現(xiàn)基金會財務存在大漏洞，原始基金只有200余萬元了，便向民政部基金會管理處作了請示匯報，部里同志明確指出：“原始基金是不能動用的，否則資金會發(fā)生問題�！睂O蓉波說，這使他們深為擔憂，如何盡快彌補原始基金的虧損成了他們的當務之急。剛好這時有人推薦了一名姓王的外地人來作募捐營銷總策劃。他上任之初就建議辦一場歌星義演大會，將門票收入扣除成本開支作為募捐款收入，還具體策劃了企業(yè)展覽、愛心拍賣、現(xiàn)場募捐等內容。
    孫蓉波說“我們以為方案設計不錯，便具體著手實施這次大型愛心活動，卻不料又遭遇了一場‘滑鐵盧’，使基金會雪上加霜�！笔紫�，這場演出的成本之高出乎原來的想象，場地費、廣告費、保安費、演出費等各項開支合計高達76.31萬元；其次，活動準備匆促，工作人員缺乏經(jīng)驗，籌辦過程幾生變故，甚至導致參展商全體退展；三是由于請不到好演員，活動影響力不足，偌大一個體育場的演出，只賣出了區(qū)區(qū)800余張的票子，門票總收入僅為55569.68元，收支抵扣，整個活動虧損了70余萬元。
    “在此期間，我們也嘗試了上門募捐、報紙義賣，專題定向募捐等種種募捐形式，均收效甚微�！被�金會副理事長張志方說，而大型義演的失敗，更把基金會帶入即將破產的邊緣，對大家信心是很大的打擊。那么下步的路子該怎么走，張志方說，我們一些人是退休后來基金會發(fā)揮余熱的，以前對市場經(jīng)營并不熟悉，從基金會的實際處境來看，自身是民間慈善機構，沒有行政募集資金的資源，基金會要生存、要發(fā)展，只有靠市場化運作。但基金會沒有專業(yè)人才，我們想到與廣告公司合作，利用廣告公司的人才資源為基金會募捐善款，當務之急是要盡力把原始基金的虧空補上。
    陳志雍說，既然是市場化操作，我們也要有相應的業(yè)務分成，最初的方案是五五分成，后來基金會認為比例太高，要求壓到四六分成，廣告公司拿四分，我堅決不同意，雙方僵持了3個多月，最后各退半步，達成了公司提成45%的協(xié)議。陳志雍說，近兩年來，我們共為基金會拉來了390多萬的募捐款，我們公司提成拿了185.79萬元。
    “市場化操作使基金會終于走出了最艱難的日子，至2009年底6月底，基金會在銀行的存款余額已達398.2萬元，接近條例要求的400萬原始資金�！被�金會代理秘書長杜學初說，在此期間，他們還克服重重困難，開展為癌癥病人服務的各項活動，如組織向癌癥患者周婷婷、周建明等專項募捐，組織癌癥知識講座和癌癥病人旅游等，很受社會的歡迎和好評。退休工人、癌癥患者劉君仙告訴記者“我們這些癌癥病人是社會的邊緣群體，平時很孤單，抗癌基金會經(jīng)常組織集體活動和參觀旅游，我們真是很開心很感謝。”
    杜學初說，與此同時，基金會的內部管理也逐漸走上了正軌，如基金會工作人員的人均月工資，現(xiàn)實際減為1700余元；以前捐助病人，5萬10萬僅憑個別人的一句話，現(xiàn)在要通過班子集體討論，同時還要征求鄉(xiāng)鎮(zhèn)街道和民政部門的意見，在當?shù)亟M織的支持幫助下開展捐助活動。

    草根慈善路難走

    然而社會輿論和上級主管部門的看法與基金會的自我評價卻不盡一致。前不久，家住鄞州區(qū)姜山鎮(zhèn)的蔡女士向寧波當?shù)孛襟w投書說，抗癌基金會以她女兒患白血病的名義到鎮(zhèn)上募捐，募去了10萬元，但只給她送去1.2萬元。蔡女士懷疑，其余錢是否讓基金會挪作他用了。此事經(jīng)媒體披露后，又引起了一場風波，給基金會帶來很大的壓力。杜學初解釋說，基金會確實派人(實際是廣告公司的業(yè)務員)去過姜山鎮(zhèn)，本意是募捐原始基金，只不過拿蔡女士的女兒舉了例子，也許是當事人沒講清楚，讓蔡女士和鎮(zhèn)上有關企業(yè)產生了誤解。
    但杜學初的解釋并未達到如期的效果，尤其是基金會拿巨款購買保健品和與廣告公司拉贊助的消息傳開后，更是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使其聲譽遭到嚴重打擊。而基金會的主管機關、寧波市衛(wèi)生局也認為，這兩年來，基金會存在運行成本確實過高，公益性支出比例偏低的問題。
    市衛(wèi)生局疾控處副調研員李富強向記者提供了這樣一些數(shù)據(jù)。2007年底，抗癌基金會募捐收入為233.55萬元，真正用于癌癥患者治療費用僅為30.47萬元，而活動成本達179.24萬，占總收入的76.75%，其中絕大部分是廣告宣傳費，也就是廣告公司的業(yè)務提成。2008年基金會收入為150萬元，當年度公益支出為30.6萬元，也僅占總收入的20%。而《基金會條例》規(guī)定，公募性基金會公益事業(yè)支出應占年度總收入的70%以上。
    李富強認為，基金會體制不順，內部管理失控，也是問題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的重要原因。他說，“按規(guī)定，省衛(wèi)生廳是抗癌基金會的主管機關，我們是委托代管，但對基金會這樣的新生事物，政府該如何管，管到什么程度，條例并沒有具體規(guī)定。如基金會理事會發(fā)生內部糾紛后，他們召開會議，免掉了其中7名理事會成員，但如此大的人事變化，基金會與主管機關事先既不溝通也不匯報，這怎么行呢？因此，基金會今天面臨如此困境，自己也應承擔很大的責任。”
    寧波大學法學院教授俞德鵬說，地方各級官方半官方的慈善總會有固定的財政補貼，而民間基金會一分一厘都要靠自己“討食”過日子，兩者并不處在平等起跑線上；其次，從世界發(fā)達國家情況看，基金會的業(yè)務經(jīng)營比例一般為總支出的15%，我們國家規(guī)定為10%，而民間基金會規(guī)模偏小，募捐來源困難，其公益性支出無法達到條例要求，這是客觀現(xiàn)實。其三，對于民間草根慈善組織采用社會化或市場化的募捐方式，有關方面是睜眼閉眼默許的，但缺乏相關細則予以規(guī)范。
    俞德鵬表示“寧波抗癌基金會出現(xiàn)的尷尬，當前面臨的困境，其他各地也都有類似存在，這應當引起我們的正視，并實事求是予以妥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