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科學發(fā)展、和諧社會之后，“幸福中國”承載了人們對于中國提升發(fā)展質量、規(guī)避發(fā)展陷阱的深深期許。在一片熱議聲中，冷靜的思考和提醒，值得尊敬與聆聽。
追逐“幸�！钡男腋�
2006年底，當本刊抽取7000個樣本，首次對全國31個城市進行居民幸福感調查時，“幸福感”還是個新鮮詞匯，以之衡量城市發(fā)展品質更是首創(chuàng)。當年，中國的GDP總量在全球排名第四。
到2010年底，本刊推出的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調查已連續(xù)五年，并展開地級市和縣級市兩個序列，而“幸�！币怖^“和諧”之后成為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國家級詞匯。
一般而言，對于幸福感的度量，一者基于綜合指數，由經濟、人文、環(huán)境、交通等客觀數據加權平均；二者是直接問受訪者的主觀感受，是滿意還是不滿意。本刊選擇了后者。
五年來，由居民為城市打分，構成幸福感的整體評價。人情味、賺錢機會、生活便利程度、自然環(huán)境、文明程度、娛樂氛圍、交通狀況、政府執(zhí)政力、治安、發(fā)展預期、房價、物價、醫(yī)療質量、教育質量、生活節(jié)奏等等，越來越多的內容，列入居民幸福感的打分表。
五年的幸福度量，我們有這樣的感受：
其一，幸福內涵豐富，超越了經濟增長。
幸福學研究顯示，當一個國家中的大部分人尚未解決溫飽問題的時候，發(fā)展經濟無疑會提高人的生存率和幸福感；而當經濟發(fā)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經濟與幸福的關聯度就會減弱。
連續(xù)幾年的城市幸福感調查顯示，城市的經濟增長速度并不能完全代表社會和諧、健康發(fā)展的程度，當經濟發(fā)展到一定程度，人們主觀幸福感的高低，往往取決于很多與經濟無直接關系的因素，例如情感狀況、社交關系、生活環(huán)境等。
人情味、賺錢機會、生活便利程度、建筑美觀程度、自然環(huán)境等不直接被諸如GDP等經濟指標所囊括的“軟性”因素，于市民對城市的幸福感均有重要影響。比如人情幸福感每增加1個單位，城市總體幸福感就會增加0.3個單位；而賺錢機會、生活便利、建筑美觀、娛樂、城市發(fā)展等因素，每增加一個單位，對城市總體幸福感的貢獻是0.15。
其二，幸福來自愿景。
幸福感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對未來的期待，也就是溫家寶總理說的“信心”。在本刊以往的調查中，“發(fā)展預期”是提升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而在2009年將縣級市也列入幸福感調查序列之后，一個意外的發(fā)現是，“逃離北上廣”的年輕人，在發(fā)達地區(qū)的小城市找到了更實在的發(fā)展期待。
幸福，是人類不斷追求的目標。當“幸�！背蔀榻衲耆珖鴥蓵臒嵩~，當這個溫暖而豐富的詞匯被寫進政府規(guī)劃，基于五年來的調查，本刊更希望從執(zhí)政者到公眾，能夠理性冷靜地面對，不執(zhí)著于統(tǒng)計數據，不止步于民生工程，也不苛求“幸福指數”直線飆升。
幸福之途沒有終點，只有眺望的目光。
當“幸�！眮砬瞄T
幸福是一個人的主觀感受，不同階段、不同時間的感受不同。政府不能決定幸福程度，但能夠創(chuàng)造環(huán)境
嗅覺敏銳的外媒注意到，“讓人民幸�！睂⒊蔀橹袊磥戆l(fā)展的主調。美聯社的報道認為，“幸福感”是中國政府今年工作的主題，政府為此將降低通脹，實現更可持續(xù)性的經濟發(fā)展，而非一味追求發(fā)展速度從而造成環(huán)境惡化、貧富差距擴大。
以人為本的、高質量的經濟增長，被視作中國高層著力傳遞的政治信號，也被視作“幸福中國”的第一級臺階。
全國兩會開幕前四天，溫家寶總理與網友在線交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是“幸福的標準是什么？”“讓人們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對未來有信心�！睖乜偫韺⑿腋w納為“四心”，而此前一年他強調的是民眾的“尊嚴”。
全國兩會之前紛紛登場的地方兩會顯示，提升居民幸福指數正成為各級政府轉變發(fā)展思路的新抓手。北京呼吁“讓人民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廣東期待“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建設幸福廣東的出發(fā)點和立腳點”，重慶則宣布要成為全國“居民幸福感最強的地區(qū)之一”。
而在全國兩會的殿堂內外，“幸福論”更加熱烈。廟堂上下，不分階層，無分畛域，都有人提出該用“幸福指數”替代GDP，作為衡量中國發(fā)展的標準�！靶腋！边@個老詞兒，成了極具感召力的“新話”。
此輪“幸福論”并非務虛，其背景是中央高層在“十二五”規(guī)劃中明確提出建立綜合發(fā)展評價體系，它將成為今后5年甚至更長時期衡量中國及地方發(fā)展情況的標準。
最遲至科學發(fā)展觀提出，中國決策者對于過去發(fā)展模式的擔憂和轉變思路的努力已持續(xù)有時。2011年兩會釋放的“幸福論”，是“以人為本”、“全面協調”等觀點的再次融合和表達。
公眾紛紛在網上“曬”出幸福觀---基本生活保障、公民權利行使、民眾訴求表達和利益協調渠道暢通、社會公平正義，都在其中。公眾“曬幸�！笔菍Q策者的一種期盼，也是一種提醒：幸�；诿裆�，但內涵不止于民生。
而最高議事殿堂內，代表委員也在對炙手可熱的“幸福指數”提出冷靜理性的建言：幸福感是老百姓的主觀感受，要由老百姓說了算，而不是以往統(tǒng)計數據的重組，不能“換湯不換藥”；謹防“幸福指數”重蹈“GDP數據崇拜”覆轍，指標無罪，考核體制須變革。
繼科學發(fā)展、和諧社會之后，“幸福中國”承載了人們對于中國提升發(fā)展質量、規(guī)避發(fā)展陷阱的深深期許。在一片熱議聲中，冷靜的思考和提醒，值得尊敬與聆聽。
幸福成為施政導向
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前，全國政協委員陳凌孚剛剛在兩會小組討論中發(fā)完言。當時有委員提出，應給GDP增長設上限。這位民進中央常委、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插話說，“十二五”后他也許不再是全國政協委員了，但GDP增速估計還是會在8.5%以上�！耙驗楣賳T考核靠這個，推動經濟發(fā)展的是官員的考核硬指標�！�
作為為數不多以“幸�！睘橹黝}做出提案的全國政協委員，陳凌孚的提案名稱很符合全國兩會期間媒體的期望：《共享發(fā)展成果，建設“幸福社會”》。不過，除了期望建設“幸福中國”，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衷言。
“一些地方政府熱情很高，但所辦之事并非都是百姓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彼呐e例包括，熱衷于景觀大道、建豪華樓堂館所，凡此種種，被有的地方列入提高群眾幸福感的范疇�！耙恍┕賳T和老百姓想的不完全一樣�！标惲桄趯Ρ究浾哒f。
2011年全國兩會幸福話題持續(xù)升溫。在地方兩會定調“幸�！边M入本地“十二五”規(guī)劃之后，行政長官們帶著諸多提升幸福感的計劃和目標有備而來。
“幸福成為施政導向”，許多地方充滿信心地在過去一個月來勾畫出“幸福路徑”，大多包括：提升民眾收入水平、加大低保覆蓋面、增加保障性住房、提高衛(wèi)生教育投入等等。
多項民生指標成為“幸福路徑”的第一站，這符合公眾預期，也讓幸�？吹靡�、摸得著。
也有人提醒，“幸福指數”的構成，不是GDP那么簡單，“民眾的幸福感要由民眾自己說了算，而不僅僅是一連串數字達標后就可以‘被幸�！�。一如有的地方以拉閘限電完成節(jié)能減排指標，以犧牲百姓生活來換取減排達標，百姓的幸福感會高嗎？”
2011年全國兩會前夕，溫家寶總理在與網民聊天時也就此說道，自己看到這些問題后十分氣憤，要求各級政府嚴肅處理。
政府不能決定幸福程度，但能夠創(chuàng)造環(huán)境
當各地紛紛提出設定“幸福指數”、乃至發(fā)布“幸福指標結果”的時候，曾任央行副行長、外管局局長的吳曉靈，將自己牽頭負責的“福祉指數評價體系”更名為“民生指數評價體系”。
2008年，從央行卸任后的吳曉靈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并任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作為中國富有經驗的金融官員，她參與或主導了近20年來中國幾乎所有重大的貨幣、金融事件。對于“福祉指數”，她相當謹慎。
“很多人容易把福祉指數與幸福指數混為一談�！彼龑Α恫t望東方周刊》說。
2009年末，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十二五”規(guī)劃前期調研過程中，由財經委員會立項成立了一個專門課題組，編制新的發(fā)展評價體系。到2010年8月，課題基本完成，提交給全國人大作為“十二五”規(guī)劃的參考意見。
此前在試編中還進行了全國12個省市的調查，“全國的客觀數據計算已經完成，主觀問卷要在3月中旬才能拿出來�！彼f，建立這一評價體系的本意是既要反映老百姓的客觀生活情況，也能反映他們對民生工作的主觀評價�！熬幹浦笖凳窍Ｍ酱俚胤秸畤@民生改善做工作，因此后來干脆就叫‘民生指數’�！�
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她再三強調，做好民生工作能夠為提升幸福感創(chuàng)造條件，但是不能完全等同�！靶腋Ｊ且粋�人的主觀感受，不同階段、不同時間的感受不同。比如生活水平不變，離婚了，可能就會覺得不幸福。政府不能決定幸福程度，但能夠創(chuàng)造環(huán)境�！�
在她看來，福祉和幸福評價的共同之處在于，不是要由政府考核自己，而是要讓百姓給政府打分。
吳曉靈說之前的統(tǒng)計結果很有意思：一些省區(qū)的GDP比民生指數排名落后十幾位，相對應的是另外一些省區(qū)的民生指數比GDP排名落后十幾位。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差距？這是引導各級政府改善工作的依據�！彼f。
即使姑且把民生指數約等于幸福指數，多數地方目前的統(tǒng)計方式仍難令人滿意。
比如食品安全等鮮少在地方政府提升幸福感的表述中出現。那么如果按此運行，一個出現嚴重的群體性食物中毒事件的地方，仍可以宣告“很幸�！�。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認為，幸福感是感覺自己在一個群體、環(huán)境中是否開心，實事求是地講，它幾乎無法用層層上報的統(tǒng)計數字來衡量。
在熱烈討論“幸�！钡拇蟊尘跋�，全國兩會期間多家網站進行了相關調查，其結果顯示出民眾期待與地方政府工作報告的一些差異。比如，一家權威網站對于幸福的調查顯示，超過31%的網友認為“權力規(guī)范、公共服務”是影響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之一，僅比“經濟狀況、生活質量”這一因素少3個百分點。
GDP成了過街老鼠？
包括吳曉靈在內，一些專業(yè)人士都提出，民生指標不會取代GDP，因為還需要用GDP來測算經濟發(fā)展。無論新的發(fā)展評價體系包含何種內容，GDP仍不可或缺。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委員、國家統(tǒng)計局原副局長林賢郁，提出的上述觀點遇到了網絡“板磚”。
全國政協十一屆四次會議開幕當天，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一些地方可能過分夸大“幸福指數”的功能，不切實際地否定GDP本身所具有的特定功能。
第二天出版的《中國信息報》刊發(fā)了林賢郁闡述以上觀點的署名文章，這篇文章與《“十一五”成就報告》一起出現在國家統(tǒng)計局網站最為醒目的位置上。
林賢郁在接受《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表示，這些觀點源于對近來地方兩會“幸福指數熱”的觀察。他以40多年從事政府統(tǒng)計工作的經驗提出：“幸福指數”要避免陷入類似“GDP崇拜”的尷尬境地。他說，作為一個重要的經濟數據和政策依據，GDP無罪，有問題的是相關考核體制。
在全國兩會多個分組討論現場以及大會發(fā)言中，本刊記者的感受是：GDP已成過街老鼠，官員們大多避之不談。
會前有輿論認為，西部地區(qū)仍應保證一定的GDP增速作為社會總體發(fā)展的基礎，但在“不重蹈東部地區(qū)覆轍”的原則下，即使最為貧困落后地區(qū)的基層干部也不太愿提及這三個英文字母。
官員們的轉向如此徹底。3月14日，隨著溫家寶總理舉行新聞發(fā)布會，來自中國各地的官員們將回到轄地推進各自的“幸福計劃”。人們期待著“幸福指數”在今后5年給中國帶來的改變。
網民的“幸福觀”
第一，基本生活保障。有網民提到，許多關于幸福的研究表明，在影響個人幸福的最重要變量中，前三項分別是就業(yè)、婚姻和教育。
中國民生指數課題組目前對全國發(fā)展水平不一的24個城市4800名居民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影響中國居民幸福感的19個因素之中，前五名依次為家庭和諧、健康、子女教育、生活安全和醫(yī)療服務。網民認為，這一調查結果反映出，政府應當為居民創(chuàng)造良好的社會保障條件。
第二，公民權利行使。不少網民認為，幸福感是全方位的，不僅僅是安寧的治安、優(yōu)美的環(huán)境、富足的生活，還包括知情權、表達權、監(jiān)督權等權利的行使。人民網兩會前夕轉引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的觀點認為，政府除了滿足公民的衣、食、住、行的生活需要之外，還要滿足民眾自由、平等的政治需求。保障和實現公民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權益，人們才會有充分的生活幸福感。
第三，民主訴求表達和利益協調渠道順暢。有網民轉發(fā)題為《現代幸福觀補課或缺的新元素》的文章認為，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牽涉到現有利益格局如政企關系、勞資關系、人與自然關系的變動和調整，這項艱巨復雜的社會工程，無疑需要通過順暢的公眾訴求表達和利益協調渠道來為社會減壓和“擺平”各種矛盾沖突。這種表達和協調的機制越健全，社會發(fā)生震蕩或不穩(wěn)定的幾率就越低，公眾的幸福感也就越強。
第四，社會公平正義。題為《民眾的幸福并不只關乎收入》的文章說，幸福并不只是物質上的滿足，還得讓公眾感受到社會的公平。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多數企業(yè)的職工根據自己的勞動生產率和企業(yè)利潤獲得相應的報酬，即便彼此之間有些差距，也是能接受的。如果有的企業(yè)職工僅僅靠企業(yè)的壟斷地位，就坐享其成甚至獲得更高的工資和獎金，那就嚴重影響到了前者的幸福感。
“幸福”不是簡單的數據
要注意防止人為地把“幸�！钡南嚓P指標推向“GDP崇拜”的老路
林賢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2001年至2010年出任國家統(tǒng)計局副局長，曾任國家統(tǒng)計局制度方法司司長、國民經濟核算司司長、國家統(tǒng)計局總統(tǒng)計師等職務。
“幸福指數”被張冠李戴
《瞭望東方周刊》：你對“幸福指數熱”很擔心？
林賢郁：對。今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在各地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二五”規(guī)劃中，尤其是在全國兩會代表委員的交談中，頻頻出現一個熱詞---幸福指數，很多地方還提出將提升“幸福指數”作為政府施政的重要導向。
用“幸福指數”來考核有它的好處。但現在一些地方，以所謂的“幸福指數”考核地區(qū)成績或干部政績，都可以用“張冠李戴”來形容，他們搞的那些指數并不是“幸福指數”。
所謂的“幸福指數”是從西方而來，國外也在研究。它主要是通過問卷調查的方法了解每一個人對幸福的感受�？梢詥柡芏鄦栴}：你對你的職業(yè)滿意嗎？你生活怎么樣？對家庭滿意嗎？對周圍環(huán)境感覺安全嗎？實現了什么樣的成功？
從目前已公布的不同國家、不同機構的研究資料，尤其是國內不同地區(qū)和機構已開展的各類幸福感調查結果可以看出，不同國家、不同地區(qū)、不同年齡、不同職業(yè)、不同收入人群對幸福的理解和感受程度具有較大差異。即使是相同的調查對象，在不同時期對幸福的價值判斷標準也在不斷變化。
現在一些地方用來考核的“幸福指數”，是由很多現成統(tǒng)計數據構成的。比如經濟發(fā)展速度、人均GDP、工資收入等等，都是已有的統(tǒng)計數據，組成一個體系。這是一個發(fā)展指數，或者說是對社會發(fā)展情況重新進行的一種綜合分析，并不是我們通常說的“幸福指數”。
《瞭望東方周刊》：今年提得比較多的“民生指數”，很多地方把它等同于“幸福指數”。
林賢郁：這些“民生指數”是和民生相關的指標，都是已有的統(tǒng)計數據。這些數據被擺出來，但并沒有對每一個人進行問卷調查。許多人把“幸福指數”看作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指標，具體說是社會協調發(fā)展的指標。如果是這樣，這些指標數據早已存在，只不過以前指標體系里更多的是經濟指標，現在更多選擇了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一些指標。
其實現在一些地方的“幸福指數”令人哭笑不得。我知道某個省，自己搞的幸福指數滿意度超過80%。但幸福不幸福不是由統(tǒng)計指標評價出來的，而是要對每一個調查對象的滿意度進行調查，然后計算出來。
還有很多問題。國內一些地方的“幸福指數”都認為，收入水平達到一定程度，人們就會覺得很幸福。其實，國際上公認的是，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幸福感并不一定是等幅上升的，有時反而是下降的。
《“十二五”規(guī)劃綱要(草案)》中提到，要弱化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評價考核，強化對結構優(yōu)化、民生改善、資源節(jié)約、環(huán)境保護、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等目標任務完成情況的綜合評價考核。在原來過分注重經濟發(fā)展的干部考核體系中，增加與老百姓相關的指標：教育、衛(wèi)生、就業(yè)、收入等等。這種考核體系很好，但這并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幸福指數”，而是“社會綜合發(fā)展指數”。這樣可以在導向上調動黨政干部的積極性，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為老百姓服務、改善民生方面。
“幸福指數”不能重走GDP崇拜的老路
《瞭望東方周刊》：地方政府為什么這么重視“幸福指數”？
林賢郁：其實，如果用統(tǒng)計指標體系計算的“幸福指數”來代替剛才說的其他考核指標體系，用來考核干部政績，最后很可能和GDP考核結果相同�！靶腋Ｖ笖怠碧嵘娇�，地方領導的政績越突出。這就和以前的干部考核辦法完全一樣了。很多地方以前把精力放在GDP增長上，現在把精力放到幾個指標上，琢磨著怎么樣搞得快一點，甚至可能想盡一切辦法，不排除弄虛作假的情況發(fā)生。
考核干部最重要的一條是直接問老百姓。
“幸福指數”并不適于對不同地區(qū)經濟社會發(fā)展程度進行排序和比較，也不宜像關注GDP那樣片面地強調“幸福指數”的增長幅度以及不同地區(qū)所處位次的變化。防止人為地把“幸�！钡南嚓P指標推向“GDP崇拜”的老路。
我們應客觀地看到，在人們的期望和現實之間始終會存在一些差距，每一個公民對幸福的期望值應該是合理的，也需要切合社會發(fā)展現實。實現每一個人的幸福，需要各級政府以及社會和個人的共同努力。
《瞭望東方周刊》：這些年，中央提出了很多新的發(fā)展思路和目標，比如說科學發(fā)展觀、軟實力等等，在落實過程中，似乎遇到與“幸福指數”類似的問題？
林賢郁：我們不能過分依靠指標來考核干部。我們現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但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指標考核在推動經濟發(fā)展。這和我們的傳統(tǒng)觀念有關。因為我們更多依靠行政推動工作，用其他手段調動干部積極性的辦法還不夠多。我們還是最擅長于分派任務考核，通過考核地方官員、地方政府來推動發(fā)展。這也有一定好處，比較容易推動工作。但總體而言，我們的政策、我們的社會發(fā)展，常常要靠這種指標考核來推動。
《瞭望東方周刊》：這種考核有有利的一面，那弊端呢？
林賢郁：我們對干部的使用、評價，對地方發(fā)展評價上，最大的問題就是過多地依靠指標考核。這個做法最嚴重的風險就是可能會影響統(tǒng)計數字的準確性：下級官員可能為了完成考核弄虛作假。對上級負責的干部評價機制是形成指標考核制度的一個原因，容易使下級官員把精力都放在如何改善數字上。如果按照現有的邏輯，“幸福指數”也很難幸免。
《瞭望東方周刊》：考核數字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官員的命運。
林賢郁：對這一點我感觸太深了。我們干部的考核、晉升以及對地方政府的評價主要還是靠數字，真正考慮老百姓民意的還不夠。當然，這些年國家一直在改進。但是，如果“幸福指數”還是原來考核那一套，是不太行的。
比如節(jié)能減排，約束性指標都是單位GDP的能源消耗、排放降低率。它們的分母都是GDP，分子不變或者變大，只要分母變得更大，分數值就會變小。也就是說只要相應增加其GDP總量，就有可能完成這兩個約束性指標。
統(tǒng)計部門業(yè)務壓力大
《瞭望東方周刊》：那統(tǒng)計部門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
林賢郁：這個數據是由誰生成的？大部分還是由統(tǒng)計局提供的。統(tǒng)計局的壓力多大？一個地區(qū)的發(fā)展都在我這個數據里面，弄不好還是數據出官。這樣，“幸福指數”恐怕就只會出現換湯不換藥的情況。以前是GDP，現在換上另一些指標。領導給統(tǒng)計部門的壓力是一樣的。
《望東方周刊》：地方統(tǒng)計部門的壓力有多大？
林賢郁：統(tǒng)計部門的干部現在業(yè)務等方面的壓力很大。國家統(tǒng)計局有直屬機構調查隊，但是更多數據還是來自地方統(tǒng)計局。地方統(tǒng)計部門在業(yè)務上受國家統(tǒng)計局指導，但工資是從地方拿的，官帽子也是由地方政府管著，吃喝都由地方政府來管。
實事求是、堅持職業(yè)道德的統(tǒng)計人員是大多數，但有的地方行政長官對他們有壓力。如果幸福感滿意度調查結果是58%，領導要把它改成85%，那怎么辦？這從根本上講是一個體制問題。
《瞭望東方周刊》：除非統(tǒng)計系統(tǒng)像審計署那樣獨立于地方政府，否則指標結果理論上都可能出現問題？
林賢郁：是這樣。如果還是原來的考核方式和體制，再設定什么樣的指標也都會遇到類似的問題，包括主觀上的“幸福指標”。
《瞭望東方周刊》：今年有個事情，各省GDP相加超過全國了。
林賢郁：這不是今年的事情，有一段時間了。國家統(tǒng)計局和地方核算的方法基本是一樣的。國家統(tǒng)計局核算全國GDP，大部分數據和地方上也一樣，但是有一部分數字來源于抽樣調查。因為國家局畢竟是國家局，不可能和地方一樣。差距就出在這部分�，F在第一產業(yè)、第二產業(yè)的指標體系都很完善，第三產業(yè)的發(fā)展比較晚，數據采集上還不太完善。地方想調高GDP大多在第三產業(yè)的核算上做點文章。
《瞭望東方周刊》：核算方法一樣，大部分基礎數據一樣，國家統(tǒng)計局又采用廣泛的抽查數字，也就是說技術上的爭議不是主要因素。但一些地方仍然上報和國家統(tǒng)計局不同的核算結果，而且它們也知道，假如各地都這樣就會出現損害政府權威的情況。
林賢郁：沒錯。這個事情的根本還是指標考核，它們需要橫向比，大家就都攀比�，F在國家統(tǒng)計局在醞釀全國統(tǒng)一核算，省級GDP不由省里核算，也由國家統(tǒng)計局來算。
GDP和“幸福指數”并不相互排斥
《瞭望東方周刊》：“幸福指數”能替代GDP嗎？
林賢郁：GDP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qū)經濟發(fā)展規(guī)模的綜合性指標，也是目前世界各國通用的一個重要宏觀經濟指標。GDP不是萬能指標，它雖然在反映國民經濟總量、結構和發(fā)展速度等方面具有其獨有的功能，但也存在諸如不能反映經濟增長的內在質量以及社會公平、民眾的幸福感狀況等局限和不足。
“幸福指數”也不例外，在反映民生狀況、社會進步尤其是人們對幸福預期的滿足狀況等方面具有其獨特功能，但同時也會有先天不足。從這種意義上說，GDP和“幸福指數”具有相互不可替代的特定功能，它們之間恰恰是互為彌補，而不是相互排斥。
《瞭望東方周刊》：GDP本身并沒有錯？
林賢郁：沒有錯，關鍵是如何用它。如果這個指標對社會有負面影響，首先要考慮是不是沒把它用好，是不是附加了更多的其他非經濟因素。“幸福指數”是好東西，GDP也是好東西，指標本身是沒有罪過的，重要的是我們如何使用這些數據，用這個數據想達到什么樣的目的。GDP是可以作為制定政策的依據，但常常卻主要用它來考核干部。
《瞭望東方周刊》：在目前的框架內，也就是指標考核短期內無法改變的情況下，如何能讓“幸福指數”造福于民？
林賢郁：首先就是不要排隊。我是主張縱向去看，就是一個地方差不多同樣的人群，不同時期對幸福的感受有什么變化。這樣就可以分析出這個地方，哪些方面有所改善，哪些方面還需要改進。提倡幸福感，是從單純追求發(fā)展速度的GDP轉變?yōu)榘迅嗟恼吆唾Y源投向民生，這原本是要增強地方在轉變發(fā)展方式中的自覺性，希望科學發(fā)展觀更加深入人心。如果和原來一樣，用這個指標來排隊，數字高的表彰提拔，數字低的進行處罰，這容易導致原來的問題。
幸福有多遠
“幸�！鄙婕敖洕钯|量、政治生活質量、文化生活質量、社會生活質量、生存環(huán)境質量等等，在這些領域中尋求突破，是提升幸福感的應有之義。
在“和諧”訴求中度過“十一五”的中國人，將帶著“幸�！痹妇懊嫦颉笆濉�。幸福，有望成為今后五年、乃至2020年小康社會全面建成時，這個國家的主題詞。
從人類的終極夢想變成掛在各級官員嘴邊的施政綱領，“幸�！憋@得很神圣，也有些沉重。正如政治學者俞可平所言：“全球化時代，政府的責任清單中增加了‘幸�！@一醒目字眼�！�
一些官員努力把“幸�！边@個詞具體化為數據、指標，而過去五年，“和諧”一詞早已深入人心。幸福與和諧有很大的交集，但側重點和感情色彩卻有不同。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是各方面、各層次的規(guī)劃綱要中最一致的措辭之一。而在民生之外，幸福還有更高遠的內涵。
個人財富增長有望趕上國家經濟增速
國家“十二五”規(guī)劃綱要的指標框架為經濟發(fā)展、科技教育、資源環(huán)境和人民生活四個方面，共24項主要指標，預期性指標和約束性指標各半。12個約束性指標，較“十一五”規(guī)劃增加4個，且其中5個與民生直接相關，涉及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城鎮(zhèn)參加基本養(yǎng)老保險人數、城鄉(xiāng)三項基本醫(yī)療保險參保率、城鎮(zhèn)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
基于民生的幸福愿景，被分解成一系列具體的指標體系，且是約束性的。
收入被視作提升幸福感的“硬通貨”。今后5年，GDP年均增長7%，而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實際增長將超過7%，這意味著個人財富增長首次有了跑平甚至跑贏國家發(fā)展速度的可能。在“十一五”規(guī)劃綱要中，相應的數據分別是7.5%、5%，而“十五”期間則分別為7%、5%，在“九五”中分別是8%、5%。
速度差長期累積的結果是，當中國GDP總量躍居世界第二時，人均GDP卻僅居世界第119位。
世界價值觀調查(WVS)的結論是人均GDP和幸福指數之間的相關系數達到了0.7，即統(tǒng)計顯著相關。
與國家級規(guī)劃相對應，北京初步確定“十二五”期間，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年均增長8%，年均經濟增長指標也是8%；山東將GDP年均增長下調至9%，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上調至10%，并爭取農民收入增幅更高一些；重慶提出截至2015年，“農民人均收入翻一番，城鎮(zhèn)居民收入增長75%”，將衡量社會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由0.42降到0.35，是將基尼系數納入指標的唯一地區(qū)；此外，江蘇提出居民收入實現7年倍增，寧夏提出城鄉(xiāng)居民收入與經濟發(fā)展同步增長。
并列式結構短語“強省富民”在文件上也悄悄更換了次序，變成“富民強省”，河南、陜西、廣西、浙江等省份都將“富民”前置。
幸福源于對未來的信心
2月27日，溫家寶總理與網友在線交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是“幸福的標準是什么”。讓人們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對未來有信心---這是大國總理心中的標尺。
中國人的幸福觀總是系在未來。五年規(guī)劃是為未來描畫藍圖，從1953年制訂第一個五年計劃起，“順應各族人民過上更好生活新期待”---這句令人振奮的話終于被寫入“十二五”規(guī)劃建議。一個甲子，我們應該離幸福更近。更主要的，中國已經走到了非幸福不可的關口。
上海社科院常務副院長左學金認為，我國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加大和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分化，使得“帕累托改良”的空間越來越狹小。所謂“帕累托改良”是指在發(fā)展和改革進程中，至少部分人受益，而其他人不受損。這也正是中國改革所遵循的基本邏輯：增量改革，不動存量“奶酪”，即所謂的“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等。國際經驗表明，人均GDP從3000美元向10000美元提升的階段，是社會結構平衡難度加大的階段。
“十二五”時期是我國經濟發(fā)展階段從工業(yè)化中期向后期過渡的關鍵時期，以信息化帶動工業(yè)化是發(fā)展的新思路。南昌大學教育學院院長苗元江總結說，農業(yè)化時代的主題詞是“溫飽”，工業(yè)化時代是“富強”，信息化時代是“幸�！�。
中國不是坐等被時代推上幸福關口，“幸福與科學發(fā)展觀、和諧社會是一脈相承的�！睆偷┐髮W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教授肖巍認為。
科學發(fā)展觀與和諧社會，是執(zhí)政黨對單純以GDP來衡量經濟發(fā)展在理論和實踐中的反思。人們試圖尋求更為合理的術語和指標，用以反映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fā)展。
2005年全國兩會上，中科院院士程國棟提交了一份名為《落實以人為本，核算“國民幸福指數”》的提案。
2006年9月，國家統(tǒng)計局擬推幸福指數、人的全面發(fā)展指數、地區(qū)創(chuàng)新指數以及社會和諧指數等一些新的統(tǒng)計內容。
近年來，溫家寶總理在多個場合強調：“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
2011年，“幸�！背蔀榈胤絻蓵c全國兩會的高頻詞，并正式進入“十二五”。
“科學發(fā)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我國的經濟發(fā)展應該以社會整體幸福度的上升作為目標�！毙の”硎�，貫徹“以人為本”，幸福是具有包容力、承載力、解釋力和表現力的一個詞。
幸福感更重視主觀層面
致力于福祉地理學研究的王圣云認為，地區(qū)之間有經濟發(fā)展和人文發(fā)展的差距，有較為發(fā)達和欠發(fā)達之分�！鞍l(fā)達地區(qū)因為發(fā)展水平較高，一般追求主觀福祉，通�？梢砸暈槭切腋８械龋磺钒l(fā)達地區(qū)因為發(fā)展水平較低，尤其是一些老少邊窮地區(qū)，因為脫貧任務或生存階段，所以通常側重于客觀福祉方面。”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提出了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一方面中國人的幸福預期被社會進步與經濟發(fā)展抬高，也隨著政府的承諾而提升，分母不斷加大；另一方面，如《董事會》雜志總編佴永松所言：“生產力的高度發(fā)達和物質財富的積累給個人和社會帶來的效用不可能無止境地增加，總會有一個邊界�！�
因此，幸福感以民生為基礎，但不應止步于民生。
肖巍認為，幸福感應更重視主觀層面，“從‘兩手抓’的精神文明建設到先進文化教育再到核心價值體系，相對物質文明建設而言，精神文明建設總是弱效或者失效。原因在于這是自上而下的灌輸過程。而幸福、尊嚴等精神層面的東西，需要自下而上自發(fā)體會�！�
山東大學生活質量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邢占軍也認為，“幸�！钡耐庋又芯桶ń洕钯|量、政治生活質量、文化生活質量、社會生活質量、生存環(huán)境質量等等，在這些領域中尋求突破，是提升幸福感的應有之意。
幸福被視作中國轉型的切入點，而民生被視作幸福的切入點。在各地的“十二五”樣本中，與民生相關的內容一抓一大把，幸福與民生之間劃了約等號�！斑@與官員長期注重經濟建設所形成的路徑依賴有關，幸福感的提升其實還與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等等息息相關，幸福感的內涵應更豐富�！毙の≌f。
人民的幸福，成為國家更堅定的追求，民眾更鮮明的期待。于是，人們也許就會發(fā)現，一些人可能只把幸福當成了時髦的“新話”，一些人可能會把它當成政績標簽，也許也會有人僅關注幸福指數中物化的指標，“被幸�！钡那闆r就可能發(fā)生。
當GDP的重負松動之時，許多地方主動去找GHP(國民幸�？傊�)給自己套上，將物化的“幸福指數”與官員政績直接掛鉤，肖巍提醒，要警惕對幸福指數的數字依賴和指標崇拜，對于幸福感的測定，在理論體系尚不成熟和操作手段缺乏科學性的條件下，可能因為邏輯上的缺陷而影響政府、學者對人們生存狀況的評價，進而做出錯誤結論、不當實踐。
幸福，是使人心情舒暢的境遇和生活，是對未來生活意義的價值認同，是對未來生活前景的堅定信念，一切朝著幸福社會的變化，都會給人們帶來莫大的愉悅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