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時期的鈞瓷制作,從某中意義上講,還是對宋代鈞窯工藝的繼承和延續(xù),金、元時期的鈞瓷工藝特征不可避免地有時代烙印及本民族特色,形成與宋鈞有差異的工藝特征。
鈞瓷雙耳聯座瓶
宋代鈞瓷無論是民窯還是官窯,器物造型都非常規(guī)整。民窯釉色多以天青為主,也有月白、天藍、蔥青;官窯則以運用金屬銅“窯變”呈色之美妙著稱。民窯較之官窯胎釉略薄,但是都能做到施釉厚薄得當,所見瓷器流釉、粘足的極少。宋代鈞瓷大多施滿釉,且器底多涂褐色(俗稱芝麻醬色)護胎釉。鼓釘洗、花盆和盆奩,以及盤類以支釘支燒,其它則以墊餅燒造。宋鈞胎質細膩致密,呈灰褐色,它吸水率低,瓷化程度高,叩之其聲鏗鏘圓韻悅耳。從胎質斷面可以看出,純凈無雜質,很少有空隙,很少出現釉層剝落等現象。
金代鈞瓷的制作基本上沿用了宋代的造型風格,并燒制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鈞瓷作品,如一些瓶、爐,不僅造型講究,而且窯變美麗。河南開封市文物商店所珍藏的一件金代鈞瓷窯變罐,可稱得上是金代鈞瓷中的杰作,被定為一極品。此罐小口、鼓腹、圈足,肩上附有雙系。通體飾明快的天青釉,底部亦有釉,圈足刷褐色護胎薄體。
罐內外釉面上共裝飾有17塊窯變斑彩,窯變斑色澤絢麗,大體有三種色調;中心為蔥綠色,外層為朱紅色,最外層為葡萄紫或玫瑰紅色;A釉的天青色和窯變斑的紅、綠、紫色交相輝映,五彩斑斕,炫人眼目,堪與宋鈞相媲美。金代鈞瓷中的碗、盤的造型基本上也是沿用宋制,器形逐漸變大。
總體來說,金代鈞瓷是戰(zhàn)亂之后的恢復之作,是為滿足民間大量的日常生活需要而在民窯的基礎上重新建立起來的,從這一點來講,它并不十分嚴格要求鈞瓷胎釉的選料精細,制作的精益求精。它的首要目的十分明確:實用為上。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燒制出的金代鈞瓷,除少數精品外,普遍出現胎料粗松、胎質泛黃等現象。金代鈞瓷較少支燒,大多以墊餅墊燒,輪制產品不規(guī)整,盆、碗、碟、罐的圈足統(tǒng)旋直足,所掏窩子一刀而過,窩子不正,深淺不一,刀痕、指痕都程度不同地出現在胎體上下不加任何修飾。
釉色以天青、天藍為主,窯變色彩不及宋鈞自然,其釉彩流動性小,與宋鈞窯變神奇美妙、變幻莫測的藝術效果形成鮮明對比,成為金代鈞瓷色釉變斑一大特點,這也真實地反映出戰(zhàn)亂之后的金代鈞瓷的藝術水平。
元代是鈞瓷瓷器藝術品蓬勃發(fā)展的時期,燒制鈞瓷的窯場遍及各地。鈞窯瓷器在這一歷史時期已經成為民間百姓中最主要的日用陶瓷,這種大量的需求雖然刺激了鈞瓷的生產,但也同時帶來了負面影響,只追求鈞瓷生產的數量,而忽視了鈞瓷的質量,整個元代鈞瓷量大質粗。
與宋、金時期的鈞瓷相比,元代鈞瓷品種單一,器物多大件,給人以笨重之感。其特點具體表現為:胎釉皆粗,釉厚而不勻,厚的則過度,釉流下垂處聚釉達到了“垂若蠟淚”的程度;薄釉露胎處則又可看到胎上的輪指和刀痕。釉質較粗,燒成后多有氣泡和棕眼,釉面光澤度較差。釉色以天藍、月白居多。器體上的紫紅窯變斑似人為之作,形成彤云密布之景象,或聚成物形,不及宋鈞窯變美妙自如。元鈞施釉一般不到底,底足露胎,底芯也露胎。
元代鈞瓷也偶有少數精品,以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白塔村出土、帶“已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爐一個”銘文的鈞瓷雙耳爐,及北京城出土的窯變雙耳聯座瓶最為代表。鈞瓷雙耳爐,侈口,直頸,圓腹,下承三足,口沿至肩安有雙耳,頸部有三個雕帖的麒麟,造型飽滿。在器體上有明確紀年的銘文,這在鈞窯瓷中是少見的,為斷定它的燒造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據。
鈞瓷雙耳聯座瓶高63.8厘米,瓶的口沿為花瓣形,長頸,豐肩,上腹圓鼓,下腹微收,下聯五孔座,兩肩對稱處安有雙耳,肩腹兩側還飾有對稱虎頭圖案,額頭有一“王”字。器表滿飾天藍釉,頸、肩、座等部位出現紫紅窯變彩斑。
從以上兩件元代鈞瓷代表性作品可以看出,元鈞器形不僅較之宋、金時大了很多,而且在器物的造型方面也有獨到之處,元鈞在器物表面所采用的堆雕、鏤孔等裝飾技法在宋、金鈞窯瓷器中是不見的。
通過實物對比,我國可以看出元鈞與宋鈞的主要區(qū)別在于:
1)
宋鈞大多為滿釉支燒,底足刷有醬色護胎釉;元鈞多施半截釉,底足露胎。
2) 宋鈞釉厚而勻;元鈞釉厚而垂。
3 )
宋鈞胎釉細膩;元鈞胎釉粗糙。
4 )
宋鈞器體上的紫紅窯變彌漫全體;元鈞則聚成塊斑。宋鈞釉無論深淺濃淡皆渾然一體;元鈞釉濃處起斑彩或條紋,淺處仍見水浪。
縱觀整個元代鈞瓷的生產,數量都較之宋金時期有發(fā)展和提高,在造型和裝飾藝術方面也有了一定的改進,為鈞瓷藝術增添了新發(fā)內容,充分體現了鮮明的民族特色及強烈的藝術感染力。但是,鈞瓷精品已屬鳳毛麟角之作,至元末已逐漸喪失了藝術生命力的鈞窯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