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每周質(zhì)量報告》去年3月報道了河北省晉州市海龍棉織廠生產(chǎn)“毒毛巾”的事件，后經(jīng)檢驗，該廠毛巾雖然不合格，但并未含強致癌物質(zhì)。海龍棉織廠隨后對央視提出侵害名譽權(quán)控告。近日，北京市一中院認定商品生產(chǎn)者有必要容忍公眾以及媒體對其作出的苛刻批評，終審駁回海龍棉織廠的訴訟請求，央視報道失實卻被判免予道歉。(5月6日《京華時報》)

　　的確，媒體不是審計署不是中紀委，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準確報道，社會應盡可能地容忍媒體的苛評——但站在公正旁觀者的角度我又知道，寬松并不意味著不受法律約束，不意味著明明有錯卻連聲歉都不用道，更不意味著受害者必須容忍你的錯誤造成的傷害。媒體有輿論監(jiān)督權(quán)，民事主體有名譽權(quán)，前者并不高于后者，不顧失實和侵權(quán)而一味為別人設置“容忍苛責”義務是不正當?shù)摹Ｈ绻�輿論監(jiān)督的“寬松”建立在這個基礎上，既不會有公信力，更會形成一種可怕的權(quán)力。
　　北京市一中院的判決不僅不會讓公眾產(chǎn)生正義伸張感，反而傳播了一種恐懼感：媒體報道失實竟可不用擔責和道歉，媒體以公共利益的名義不就可以隨便誹謗公民和企業(yè)了？
　　法院判決的言下之意是：既然產(chǎn)品本身有質(zhì)量問題，那央視隨便怎么報道和批評都沒有錯；既然是個壞人，那就可以隨便侵權(quán)了——這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即使是個壞人，壞人的權(quán)利也應該得到保障。我是個偷東西的壞人，你就偷竊之事再尖銳再苛刻的批評都可以，但你不能違背事實地說我是個“強奸犯”或“殺人犯”，那就是誹謗。人家明明只是產(chǎn)品不合格，但你卻報道說人家產(chǎn)品中含致癌物質(zhì)，當然是侵犯了別人的名譽。
　　法院繼而認為：毛巾安全問題涉及公眾利益，企業(yè)應對媒體的苛責予以必要的容忍——這純粹是一個以道德代替法律的判斷。從法律上講，“公眾利益”是不能作為免責之抗辯事由的，因為公眾利益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什么事情不能和公益掛上點兒鉤？那樣的話，媒體不是就能以公益的名義隨意侵犯公民的名譽了？
　　法院認為企業(yè)應該容忍媒體的苛責——我很反感這種為別人設置“容忍苛責”義務的思維，為什么別人必須容忍你的苛責呢，你為什么不能設身處地顧及一下別人被苛責的感受呢？即使企業(yè)有義務容忍媒體的苛刻的批評——那也只是容忍“批評”而已，可央視稱該企業(yè)的產(chǎn)品中含強致癌物質(zhì)，這顯然不屬于“批評”，而是給別人的產(chǎn)品強加一個并不存在的罪名，這是別人不能容忍的。即使企業(yè)有寬容的義務，但也只是一種道德義務而非法定義務，企業(yè)可以自由地選擇寬不寬容，別人不能強迫他們寬容。
　　再退一步，即使企業(yè)應該容忍這種“苛評”——但既然事實證明央視的報道失實了，央視的報道有錯，有錯就應該道歉，這是一個社會起碼的道德底線，法院怎么能支持一個犯錯者不道歉呢？出于媒體的道德自律，即使別人原諒了你，你自己也不能原諒自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