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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27 作者：唐學鵬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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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是深圳經濟特區(qū)建立30周年紀念日。此前，國務院正式批復《深圳市城市總體規(guī)劃(2010-2020年)》，再次明確深圳經濟特區(qū)的地位，并賦予全國性經濟中心城市和國際化城市的角色。溫家寶總理最近在深圳考察時表示:中央發(fā)展經濟特區(qū)的決心不變，特區(qū)還要“特”下去。
30年的改革歷程，深圳物質文明建設成就斐然，30年深圳GDP年增速高達25.8%，在中國城市排名中高居前列，“深圳速度”享譽世界；深圳30年的改革歷程，也是鋒利的思想不斷突破陳舊禁區(qū)的過程，其間引發(fā)“建”與“不建”、姓“社”姓“資”、“存”與“廢”、“公”與“私”和“特”與“不特”等多次思想交鋒，給改革開放的思想史提供了生動的素材。深圳以篳路藍縷、殺出一條血路的姿態(tài)贏得了鄧小平“建立深圳特區(qū)是完全正確”的贊許。
無論在1992年之前，還是在1992年獲得人大常委會授予深圳特區(qū)立法權，深圳在經濟體制和政府管理體制上不斷創(chuàng)新，以無畏的勇氣、務實的精神、開放的態(tài)度、靈活地應對各種新問題，極大限度地發(fā)揮特區(qū)立法權所帶來的“填缺”、“變通”功能，甚至面臨“良性違憲”的風險。例如深圳人大通過了《深圳經濟特區(qū)股份有限公司條例》和《深圳經濟特區(qū)有限責任公司條例》，這為日后的《公司法》提供了寶貴的法律資源。深圳大膽引入了國外和香港的土地拍賣制度，擴大了土地商品化的空間。特區(qū)立法權是一種充滿彈性和想象力的分權制，深圳的“上位”反映了先鋒的本色。
盡管深圳30年的輝煌成就令人贊嘆，但偉大的改革者永遠在非議、碰壁和傷痕中尋找生命的真義。如果將深圳過去的改革模式稱之為“挑戰(zhàn)—回應”模式，深圳勇猛地突破舊的計劃經濟體制和計劃經濟思想的樊籠。深圳現在的改革模式則是“回應—創(chuàng)新”模式，深圳需要做一個更彪悍的探路者，淺水區(qū)的石頭已經摸光了，深水區(qū)已經沒有太多的石頭可以憑倚。
改革開放之前的社會經濟體制是“負帕累托狀態(tài)”，深圳和其他改革者的動力就是來自于對貧窮的擺脫，來自對自由經濟的渴望、來自對人的生產創(chuàng)造性的尊重、來自對城市財富增長的迷戀。經過30年的經濟迅猛增長，奮斗者得到了補償，改革者動力開始削弱。物質主義是城市基調，政府體制改革推進緩慢，既往“蛋糕分配”已成代際規(guī)則，“無過即功”成為主流。
所以，無論深圳后續(xù)推出多少改革方案，看似切中時局迎難而上，但卻進退失據舉步維艱，其根本原因在于深圳不是沒有改革的方案，而是不能產生新的改革力量。不創(chuàng)造新的改革者，那么只能接受老改革者所承襲下來的明暗規(guī)則。在中國整體進入WTO，深度擁抱自由經濟和全球化的年代，區(qū)域經濟千帆競進百舸爭流，深圳在經濟體制上的創(chuàng)新空間有限。依靠體系內的分權而形成的制度推進，在路徑上進入了一個難拆解的“結點”。
新的“先鋒道路”的前提，就是深圳要創(chuàng)造改革力量，深圳是全國的改革開放實驗地，深圳應當成為一個改革資源的整合者和權利資源的“分解、轉讓者”。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方面有所作為的先決是將一部分權利“分解”出去，給予社會而不是體制內，讓政府轉型為服務型政府的先決是創(chuàng)造大量苛刻、挑剔的社會監(jiān)督者。
“深港一體化”不單僅僅是經濟層面的，也應當是制度分享層面，例如是否可以“分包”一些深圳特區(qū)內的司法審判權給香港法院？深圳的先鋒本色，使它敢提出“試驗權”和“試錯權”，深圳要將鄧小平的“闖一闖，試一試，不行回來就是了”的思想發(fā)揮至極致，它就應當不停歇地創(chuàng)造改革力量，注入改革因子，改善體制內的生態(tài)。這是深圳最為光榮的宿命，這是一個先鋒城市必須企及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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