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級可能正在面臨著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沖擊，如何拯救中產階級以使其免遭下沉的命運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政策制定者的首要難題之一。根據相關媒體的披露：出身中產階級的奧巴馬總統在近期延長了針對美國中產階級的免稅計劃，以降低其深受失業(yè)、房屋遭法拍、貸款無門等問題的困擾，同時也為拯救自身和民主黨的民意支持做出可能最為直接和關鍵的努力。
　　在英法等國，高昂的房價已經將年輕一代的中產階級擠出了大城市，而受制于就業(yè)壓力和收入增長限制，英美法等國的中產階級生存狀況近年來也出現急劇下滑的態(tài)勢。除了發(fā)達國家以外，中印俄巴金磚四國作為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代表，同樣在培育中產階層領域難言建樹。雖然近年來總體家庭收入增長迅猛，但是根據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公布的抽樣統計調查結果，竟然有75%的家庭月底入不敷出，難以支付到期賬款。
　　如果在典型的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同時出現了中產階級的生存、發(fā)展危機，那么至少說明這個問題已經超出國界，成為各國共同面對的棘手課題。而中產階級的培育和保護對一國政治、經濟穩(wěn)健發(fā)展的重要作用早已無需贅述，如沒有穩(wěn)定強大的中產階級陣營，那么民主政治和經濟創(chuàng)新的根基將都會動搖。
　　為何在社會保障健全的發(fā)達國家出現中產階級削弱；在經濟起步、中產階級處于培育階段的新興市場國家出現中等收入階層不增反減的狀況。究其本質在于隨著經濟增長模式的變化，普通勞動力要素在經濟增長中貢獻比例大大下降，而資本、技術創(chuàng)新所占比例大大提升，反映到收入分配方面，普通勞動力，甚至中端技能勞動力的薪酬占比出現較大幅度的下滑，而處于食物鏈頂端的資本和核心技術掌握者薪酬占比則大大提升。
　　從現有的數據來看，根據紐約州立大學的研究，自1979年以來，美國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加劇，1%人口占有80%的新增收入；另據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研究發(fā)現，按2009年1月的美元價值計算，自從1999年美國家庭中位收入達到5.1823萬美元的峰值后，就再也沒有超過此數。而來自中國、印度、巴西等國的收入分配研究結論也表明：近二三十年間新增財富中大部分集中于少數高收入人群，絕大部分中低收入人群實際可支配收入增長緩慢。
　　新增財富集中化帶來最直接的弊端就是貧富差距的擴大與中等收入階層的收縮，如果任其發(fā)展，少數人占據對大部分財富的支配權，那么社會穩(wěn)定性和創(chuàng)新能力將會大大下降，政治經濟負面效應顯而易見。
　　要想改變這種狀況，核心措施之一是改善分配模式，防止單純按照市場經濟規(guī)律進行分配，提高一般、尤其是中等職業(yè)技能人群的收入分配比例。對于占據高收入的資本與核心技術的要素獲益者則需實施更高的累進稅制，通過收入二次分配來平衡中產階級收入總占比不斷下降的格局。此外，必須制訂措施限制金融、地產等投資市場的過度投機，提高對資本利得的累進稅率，防止資本收益出現遠超其他要素收益的情況。
　　核心措施之二在于提升中等職業(yè)技能人群的技術適應能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事實上，目前只有核心創(chuàng)新技術才具有獲得較高收益的機會，那么不斷提高人力資源創(chuàng)新能力將是繁榮經濟創(chuàng)新、以及社會進步的終極路徑。不論是發(fā)達國家、抑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均需擴大對公共教育和社會創(chuàng)新能力培育的支出比例，鼓勵更多的社會財富投入其中。
　　對于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而言，更為迫切的問題應屬如何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促使中產階級早日壯大起來，成為國家經濟社會進步的主力。當然這期間，降低社會分配過于集中于資本要素、降低投資市場收益比例、提升中低收入階層實際可支配收入增速、加大公共資源投入到教育和社會創(chuàng)新領域等措施也同樣不可偏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