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鑒，在西方國家正竭力將挑起貨幣戰(zhàn)爭的帽子扣到中國頭上的時候，回顧美國在70多年前大危機期間實施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購銀法案》，可以讓我們把當前的這場貨幣戰(zhàn)爭看得更清楚。
美國國會1930年通過的以鄰為壑轉嫁經濟危機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引發(fā)了一場多達60個國家卷入的全球性貿易戰(zhàn)，造成了“貿易萎縮—經濟危機加深—貿易進一步萎縮”的惡性循環(huán)，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因為美國是當時世界最大貿易國、最大出口國、最大貿易順差國，恰恰在這場席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大危機中經濟萎縮程度居西方大國之首。
美國羅斯福政府1934年實施的《購銀法案》，在中國金融史上留下了悲慘的一頁。這部法案規(guī)定美國政府在世界市場上高價大量收購白銀，直到白銀占美國國家貨幣儲備四分之一，或白銀市場價達到1.29美元（當時紐約市場銀價為每盎司0.45美元）為止。由于從明朝以來中國一直實施銀本位，此舉等于強行成倍提高了中國貨幣匯率。結果，中國白銀迅猛外流，貨幣供給急劇緊縮，出口因貨幣被動升值而銳減，中國陷入全面通貨緊縮，農村和農業(yè)受創(chuàng)尤重，工商企業(yè)大面積破產，財政金融體系崩潰，國民政府被迫于1935年11月實行法幣改革。雖然小小的美國白銀利益集團和花旗銀行等少數(shù)深深卷入白銀投機的美國金融機構因此而一度受益頗豐，但美國財政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實體經濟部門的在華美資企業(yè)也陷入全面蕭條。
六七十年過去了，在代議制民主政體下，一場又一場危機的歷史教訓、美國和世界的全局與長期公利依然抵不過個人短期政治私利的誘惑，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霸主地位又在相當程度上賦予山姆大叔強推本國意志的能力；于是乎，以“購買美國貨”立法為標志，美國在這場由它引發(fā)的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中率先重新祭出貿易保護主義法寶。雖然今年宏觀經濟形勢已有好轉，但中期選舉還是激發(fā)了國會山袞袞諸公訴諸貿易保護主義謀取政治私利的動機。而中國以世界最大出口國、美國最大貿易逆差來源等身份遂成舒默參議員之輩的頭號標靶，以至于全球貿易保護主義雖已走過危機高潮期間勃然興起的高峰，中國遭受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卻有增無減。
今年1至8月，17個國家（地區(qū)）對中國發(fā)起79起貿易救濟調查（其中反傾銷50起，反補貼9起，保障措施13起，特保7起），涉案總額約100.35億美元。在對華發(fā)起貿易救濟調查的國家中，印度以22起的數(shù)量“奪取”了對華貿易救濟案最多國家的“桂冠”，美國以14起位居第二，且涉案金額較高。
而最引人注目的，無疑是美國眾議院9月29日以348∶79高票通過的針對人民幣的《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這部法案將中國或別國匯率政策視為對該國出口商品的“不公平補貼”，主張授權美國商務部借此對美國從這些國家的進口征收額外的高關稅。
論其實質，這個法案堪稱《斯穆特-霍利關稅法》與《購銀法案》的混合，因為中國已是全球最大出口國和名列前茅的進口大國，也是全球貿易大國中增長最快者，在錯綜復雜的全球生產鏈中占據著日益重要的地位，中國又是全世界外匯儲備最多國家和迅猛增長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信貸等資本輸出大國，這種分量賦予《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類似《斯穆特-霍利關稅法》的全球意義。假如中美兩國由于這個法案而陷入全面貿易戰(zhàn)和貨幣戰(zhàn)，世貿組織的全球貿易體系也就陷入顛覆性困境了。
好在中國不是七十多年前那只任人宰割無力反擊的羔羊了，而是已與美國經濟形成了可以相互發(fā)動毀滅性打擊的“恐怖平衡”（美國前財長、現(xiàn)總統(tǒng)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勞倫斯·薩默斯語），所以在該法案通過次日，現(xiàn)任財長蓋特納便公開駁斥了美中即將爆發(fā)貿易與貨幣戰(zhàn)的說法，并表示相信美國政府能處理好與中國的關系，還強調在全球經濟復蘇時，美中兩國通過G20、國際貨幣基金等組織共同努力非常重要。有鑒于此，這部法案不可能通過美國行政部門的審核并由奧巴馬正式簽署實施。
其實，投票贊同這個法案的美國眾議員們很多也只是借機作秀而已，他們很清楚中美兩國經濟的“恐怖平衡”和尋求中國合作的重要性，倘若該法案真付諸實施，美國消費品市場勢必陷入全面混亂，許多美國企業(yè)的全球供應鏈將被徹底打亂，他們就會因此而承擔政治責任。正因為他們清楚這個法案還需經過參議院和奧巴馬兩個關口，且不說即使兩院都通過奧巴馬也不會簽署，就是能否通過參議院也在未定之天，而11月2日的中期選舉還要改選三分之一參議員，所以他們才敢于投贊成票：既可從保護主義利益集團那里拿到政治私利，又不用為此承擔這一毀滅性法案的后果，何樂而不為？
嗨！這套政治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