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國集團（G20）峰會今天在韓國首爾開幕了。此前在韓國慶州舉行的二十國集團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達成了六方面共識，為本屆峰會做了重要的政策準備。G20本來就是在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的震撼中為協(xié)調主要經濟體反危機政策而異軍突起的，上述六方面共識就有很大一部分可以歸結為建立合理的國際經濟政策協(xié)調機制。從現(xiàn)代國際金融史上第一次相機抉擇的國際貨幣政策協(xié)調——1927年的紐約四國中央銀行行長會議，到G8峰會、G20峰會，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xié)調取得了長足發(fā)展，但建立合理的國際經濟政策協(xié)調機制絕非一日之功。對首爾峰會，我們只能抱適度的期待。
阻礙建立合理國際經濟政策協(xié)調機制的，首先是核心霸權國家的道德風險，從已成眾矢之的的美聯(lián)儲第二輪定量寬松政策便可見一斑。以至于G20首爾峰會大有成為“十九國集團加一”之勢，一大批原本國情和立場迥異的國家在反對美聯(lián)儲定量寬松貨幣政策上找到了共同點，各國輿論更是口誅筆伐。但美國是一個公開宣稱其國內法高于國際法的國家，又占據(jù)著現(xiàn)行國際貨幣體系核心國家的地位，任何經濟政策，只要不與別國達成“恐怖平衡”以至于有可能兩敗俱傷，只要美國統(tǒng)治集團感到在國內政治和國際競爭中有此需要，無論會對他國造成多么巨大沖擊，他們都有強烈的內在沖動將其付諸實施。
共和黨贏得了美國中期選舉后，白宮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刺激經濟的空間將顯著縮小，即將成為眾議院議長的俄亥俄州共和黨眾議員博納高調承諾，將就削減政府開支每周投票一次。部分極端分子甚至宣稱，為了壓奧巴馬在削減政府開支上讓步，不排除重演1995年共和黨拒絕提高國債上限導致聯(lián)邦政府關門局面的可能。財政整頓在短期內通常抑制經濟增長，假如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成功逼迫奧巴馬削減政府開支，那在未來兩年內，奧巴馬都需要承受整頓財政抑制經濟增長的副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不考慮聯(lián)儲決策者們已認識到未來兩年美國刺激經濟將不得不更加倚重貨幣政策，為了避免輸?shù)魞赡旰蟮目偨y(tǒng)大選，本來就因為經濟復蘇乏力而在中期選舉中慘敗的奧巴馬也勢必只有更多地向貨幣政策尋找出路。
事實上，第二輪定量寬松將給除美國之外幾乎所有國家?guī)淼臎_擊，恰恰是美國想要的東西。現(xiàn)行國際金融體系下國際經濟政策協(xié)調成本、收益分擔不對稱的特征，又為他們實現(xiàn)這一目標創(chuàng)造了條件。“與一頭大象同睡在一張床上很不好受”——早在20世紀60年代，聯(lián)邦德國中央銀行行長埃明格爾便深有感觸地發(fā)出了這樣的感慨。上世紀8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蘭德爾·海寧也直言，美國常常以美元貶值手段強迫日本、德國被動參與國際貨幣合作并承受不對稱的影響；由于美國自身經濟規(guī)模大，因此美元貶值或升值對其本國的通貨膨脹、經濟增長影響不大，反而對其經濟伙伴國影響較大。更重要的是，在經濟政策合作博弈中，“先行優(yōu)勢”意味著只要美國率先采取行動而歐洲、日本被動跟隨，美國就能靠犧牲跟隨者的利益來增加自身福利。由于從次貸危機發(fā)展而來的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源于美國，因此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美國的軟硬實力；特別是在這次危機中表現(xiàn)相對良好、國際經濟政治地位相對上升的中國等國家不僅集中于亞洲，而且在政治制度、文化傳統(tǒng)、種族構成等方面均是美國的“異類”，美國無法不對實力對比的這種變化態(tài)勢感到不安，轉嫁危機沖擊、削弱競爭對手相對實力、遏制新興大國上升勢頭，相應也就成了美國追求的目標。
效率與公平的兩難選擇，同樣妨礙著建立合理的國際經濟政策協(xié)調機制。與八國集團相比，二十國集團所代表的人數(shù)和經濟規(guī)模要大很多，而且橫跨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不同類別，毫無疑問更加“公平”；問題是經濟形勢的變動常常要求各國決策者們迅速采取有力的行動，而過度追求表面上的“公平”或將損害管理全球經濟所必需的效率。從歐盟擴大后歷次反危機的表現(xiàn)來看，嚴重損害效率的“公平”，最終必然損害所有參與者的利益。問題由此涌現(xiàn)：二十國集團目前的成員數(shù)量是不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間達成了最優(yōu)平衡呢？為了更好地實現(xiàn)效率和公平的平衡，二十國集團內部需要建立怎樣的決策機制？這個集團與八國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平臺又該如何分工協(xié)作？
由于發(fā)達國家的道德風險在這次全球金融經濟危機起源、爆發(fā)、擴散全程中暴露無遺，在國際經濟政策協(xié)調中提高發(fā)展中國家話語權的呼聲大為高漲。因應我們綜合國力的增長，我們也有同樣的要求，而且已取得了某些收獲；但真理再向前一步就成謬誤，我們同時還需要記住：國內金融體系發(fā)達的國家在國際金融事務中擁有較大影響力是合理的，問題是要厘清這種影響力的邊界。2002年世界杯足球賽上鬧得沸沸揚揚的裁判風波應該是個很好的啟示。為“公平”起見，國際足聯(lián)將執(zhí)法世界杯賽的裁判名額平均分配至各大洲足聯(lián)，并在比賽中實行洲際地域回避，結果，在世界球迷公認水平最高的歐洲球隊比賽時，常常是來自足球小國的裁判執(zhí)法，爭議最大的韓國對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三場比賽，主裁判、邊裁均來自厄瓜多爾、埃及、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等國，這些國家的全國人口可能還不如一個歐洲足球大國的鐵桿球迷多，國內甚至完全沒有正規(guī)的聯(lián)賽。實踐是一切認識的源泉。正如球迷們不能想象一個毫無足球運動根底的國家能出現(xiàn)高水平裁判一樣，我們也不應指望國內金融體系發(fā)育滯后的國家能對現(xiàn)代金融發(fā)展方向和國際金融體系的合理結構有深刻認識，更不能指望這樣的國家決策者一旦掌握決定國際金融大權時能明智地運用這種權力。隨著中國經濟日益成熟，我們將越來越深切地感受到這一點。
不僅如此，在警惕國際金融體系霸主國道德風險的同時，也不應對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道德風險掉以輕心。須知，我國固然是發(fā)展中國家，但又是具有巨大增長潛力和勃勃雄心的大國，我國的利益與其他發(fā)展中國家的利益有重疊之處，也有不重疊之處。須知，新興市場經濟體之間競爭之不擇手段，往往并不下于霸主國家行使霸權時的一些做法。在國際關系中，只有堅定地、明智地（換言之就是有節(jié)制地）貫徹利己主義原則，才是可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