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大多數(shù)村改居，是在沒有對農民的切身利益做出系統(tǒng)和完善的安排的前提下啟動的。通常的情形，是宣布一個單方面的政策，每套宅院置換樓房多少平方米，或土地折合每畝多少人民幣，然后就扒房。產權置換是行政定價，零談判；就業(yè)是基本不考慮；集體資產去向是基本不交代。村改居的主題很直接，就一句話：要地不要人。
　　這是村改居。至于更大規(guī)模不改居，即不進城的撤村并社，我很難發(fā)現(xiàn)一個積極的案例。這原因也簡單，撤村并社之后農村依然是農村，農民依然干農活。唯一改變的，只是農民把自己的宅基地交出來，搬進政府指定的樓房集中居住而已。在地方當局眼里，當然也就不存在所謂產權置換問題，就業(yè)援助問題和集體資產去向交代問題。要地不要人的功利心更加沒有掩飾。
　　媒體已經廣泛報道，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對新圈地運動有過尖銳抨擊。他聲稱這是“古今中外，史無前例”；強調指出：“在這場讓農民上樓運動的背后，實質是把農村建設用地倒過來給城鎮(zhèn)用，弄得村莊稀里嘩啦，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央政府的意見。陳錫文反復批評新圈地運動是地方政府曲解城鄉(xiāng)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但地方政府何嘗不知他們是曲解？他們不過是明知故犯，故意造成法不責眾的態(tài)勢，以此把他們對中央政策的曲解合法化，迫使中央政府接受這一既成事實。
　　這就是說，

在財政大頭被中央政府拿走，地方政府吃小頭，地方政府財權事權嚴重不對等的情況下，財政一旦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地方政府肯定要理直氣壯地把手伸進老百姓的腰包里，由此引爆的社會矛盾和沖突，則以維穩(wěn)之名一概高壓處置。此種狀況蘊含巨大政治社會風險。如何最大限度壓縮政府成本，把人民養(yǎng)不起的政府變成人民可以輕松供養(yǎng)的政府，是整個政治改革的主題。
　　（摘自《時代周報》第104期，11月15日出版；標題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