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進口稅本來不是問題，但被人為放大成了問題，這個現(xiàn)象充分暴露了我國某些社會群體的自私和短視。
從國際貿易和經濟發(fā)展的視角觀之，財富的生產能力是最重要的。所以，任何獨立自主的國家都會努力保護本國的產業(yè)，遏制國內居民消費進口奢侈品，一個努力“趕超”的發(fā)展中國家尤需如此。為此，一國設置關稅等進口壁壘的原則應當是：初級產品進口壁壘低于制成品，零部件進口壁壘低于整車整機，消費品高于生產原料，奢侈品進口壁壘高于中低檔消費品。即使是外資在國內設廠生產的產品，也不能在高中低不同檔次市場“通吃”，而是要給國內產業(yè)留下生存空間和賴以起步的“根據(jù)地”。
在產業(yè)發(fā)展政策框架下的成功的貿易政策，應著眼于促進本國產業(yè)發(fā)展，滿足國內居民的必要消費需求，而不是滿足追求西方名牌的消費欲望。在國際收支危機之時，這種虛榮的消費欲望足以傾覆一個國家；目前我國已消除了外匯缺口約束，一部分消費者追逐國外名牌不至于危及我國國際收支平衡，我們已有條件對這種盲目追捧寬容一點，只要中國尚未完成對西方的全面趕超，這種盲目追捧便難以徹底消除。但在iPad進口稅之爭等問題上主張徹底開放、乃至實現(xiàn)西方奢侈品國內外同一價格的主張，打著“消費者福利”之類的旗號，其本質實際上還是把政策目標定位為滿足對外國時尚消費品的盲目追捧，這個出發(fā)點本身就完全錯了。
由于這種“發(fā)展導向”的進口壁壘與高收入群體（通常也是該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精英群體）的消費欲望相悖，與發(fā)達國家利益沖突，能否有效做到這一點，決定了一個發(fā)展中國家趕超的成敗，也是衡量一國獨立自主和政府行動能力的重要標桿。從這個角度看，法、美制造的服裝在中國的價格遠高于在其母國，iPad進口稅等等，表明了中國產業(yè)發(fā)展政策的成功，值得引以為榮而不是引為失敗。
至于“中國制造”海外價格低于國內價格的現(xiàn)象，如對當前國際貿易和中國外貿特點、格局有些基本了解，就不會覺得是值得提出來的問題。中國是加工貿易大國，在西方商場銷售的商品雖然掛著“中國制造”標簽，但往往是原料和市場兩頭在外，僅在中國完成加工環(huán)節(jié)。這樣的“中國制造”成品，倘要進入中國市場銷售，需繳納一定關稅，僅此一項已足以讓其價格在中國大大高于西方了。在加工貿易方式下，Hugo
Boss西服在中國工廠完成加工縫制即可掛上“中國制造”標簽行銷西方母國市場，但若要進入中國市場，如以61031100稅號進口，根據(jù)《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須繳納25%進口關稅。左曉蕾女士曾注意到，皮爾·卡丹襯衫在泰國的價格是中國的五分之三，我認為，不管這是加工貿易出口之后再以成衣名義進口，還是直接在國內制作銷售，這樣的價格都表明，泰國的關稅和流通體系沒有給本國產業(yè)留下空間。即使某些中國自主品牌商品，由于關鍵部件和核心技術掌握在西方跨國公司手里，假如采用加工貿易方式出口，在海外市場銷售時承擔的關稅也完全可能比內銷時承擔的進口元件關稅少。
不管是在國內市場還是國外市場，在西方跨國公司壟斷的領域，跨國公司高定價對我們是有利的：可以給新起步的中國同類產業(yè)騰出發(fā)展空間。1995年，聯(lián)合利華的和路雪冰激凌已將中國本土主要競爭者全部擠垮，中國居民消費能力也大有長進，英國高管遂決定漲價26%，結果早就對冰激凌市場虎視眈眈的蒙牛、伊利等本土廠商運用從和路雪學來的冷鏈技術，憑借價格優(yōu)勢擠入市場，迅速成長為中國市場新巨頭。1999年，寶潔旗下的碧浪洗衣粉宣布提價，希望借此將自己塑造為高端品牌，結果也很快失敗。假如占有先行優(yōu)勢的西方公司選擇定價只比中國內資競爭者略高，甚至更低，那對我們的同類產業(yè)才是災難。1999年，聯(lián)合利華在中國為其奧妙洗衣粉確定了“品牌+價格”的市場策略，把價格壓低至高于中國本土競爭者10%左右，為此曾在一天內降價30%，結果奧妙洗衣粉半年內市場占有率猛增30%。這對于我們自身品牌、產業(yè)的發(fā)展有何好處？
iPad進口稅爭議折射出來的問題是深遠的。它表明，國際旅游、網絡技術等因素正在削弱傳統(tǒng)產業(yè)發(fā)展政策工具的效力。我們要對奢侈品、高價西方消費品設置較高進口壁壘，但國際旅游興起及其成本相對下降，使得國內高收入消費者可直接去海外采購；網絡技術的發(fā)展也讓國內消費者可以通過網絡交易低成本從海外采購，然后借旅游者歸國免稅進口額度、郵包進口關稅減免等規(guī)避正式進口貿易渠道下的高關稅，從而令國家產業(yè)發(fā)展政策的效力部分落空，國內流通產業(yè)反而損失了部分收入。與此同時，在媒體市場化等趨勢下，高收入階層對他們理應承擔的某些較高成本的怨言，也有可能被誤讀為大多數(shù)居民利益受到了真實損害，并被成百倍地放大，進而令本來著眼于國家整體、長遠利益的政策遭受巨大政治壓力。對此，我們須有足夠的預見，并早日考慮如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