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1月初國家外管局將“出口企業(yè)收入存放境外業(yè)務”試點推廣到了全國后，近日浙江溫州又開始試水《個人境外直接投資方案》，短短一個月內，這一前一后兩個政策的出臺，標志著新形勢下中國資本賬戶管理變得更加靈活、有彈性。為應對日益攀升的熱錢壓力，2011年中國在對短期資本流入從“緊”的同時，對于資本流出或將適當放“松”。
　　中國亟須重新反思對資本賬戶的管理。不過，事實證明，本輪資本賬戶開放的動作比國人預想的要來得快。
　　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對于中國經濟和金融外交決策的影響可謂深遠，甚至形成了某些定性思維：此后十余年內，作為阻隔外部投機攻擊的最后防火墻，決策者過于強調資本賬戶不能輕易開放及保持一個較高外匯儲備的必要性。不可否認，上述主張在特定時期發(fā)揮過積極作用，但此一時、彼一時，隨著客觀環(huán)境的變遷，舊有的觀念也不能不與時俱進。
　　例如，對高儲備的迷信，已使中國外匯儲備達到了驚人的2.85萬億美元，幾乎是1996年儲備水平的30倍，并且仍在以每月數百億的速度累積。就連外匯管理當局也承認，中國當前的外匯儲備已遠遠超出最優(yōu)儲備水平，甚至成了一種難以承受之重：外儲大部分以美元資產形式存在，隨著近年來人民幣相對美元升值，加上美元資產實際收益率不斷走低，中國幾乎每時每刻都在承擔巨額賬面損失。
　　同樣，對資本賬戶也到了亟須重新反思的時刻。面對外部投機攻擊，資本管制或許能在一時起作用，但中國顯然不能就此畫地為“牢”，永遠將自己封閉下去，而應審時度勢，當緩則緩，當快則快。事實上，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與嚴格的資本管制，正是造成中國外匯儲備激增的制度誘因。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每一次重大改革，其后都伴隨著資本賬戶的漸進開放。例如，2005年7月人民幣匯改進程啟動，2007年中國便結束了實行13年的強制結售匯政策，并正式推出QDII制度，允許個人投資者借道國內金融機構參與境外投資。然而，2008年次貸危機的急劇惡化，不僅暫時羈絆了人民幣的升值步伐，也令資本賬戶開放重新進入冰凍期。
　　2010年6月，隨著外部危機陰霾逐漸散去，中國重啟了人民幣升值進程；此后不久，央行再次提出，“在中期內，中國仍有理由繼續(xù)擴大資本賬戶的開放”。繼今年1月初中國國家外管局將“出口企業(yè)收入存放境外業(yè)務”試點推廣到了全國后，近日浙江溫州又開始試水《個人境外直接投資方案》，規(guī)定凡溫州戶籍且取得因私護照的投資者皆可進行境外直接投資，投資者單項境外投資額不得超過300萬美元，年度境外直接投資總額不得超過2億美元。短短一個月內，這一前一后兩個政策的出臺，標志著新形勢下中國資本賬戶管理變得更加靈活、有彈性。
　　筆者認為，中國政府做出這一政策微妙調整背后的考慮有可能是：
　　首先，化解熱錢流入壓力，避免人民幣升值過快與通脹加劇。2010年至2011年的世界經濟復蘇以及各國貨幣政策的不同步，加劇了當前全球范圍內的資本流動。在美歐等發(fā)達國家繼續(xù)實行超低利率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情況下，境外熱錢的涌入成為擺在新興市場國家面前的共同難題。根據國際金融協(xié)會（IIF）的統(tǒng)計，2010年4月至10月，在流入新興市場的1160億美元新增私人資本中，約有920億美元是以短期股票和債券投資形式進入。也就是說，將近80%的流入資本符合人們通常理解的“熱錢”概念。而根據筆者的進一步測算，2011年和2012年，流入新興市場國家的私人資本凈額仍將高達7640億美元和7438億美元。這兩個數值，雖然比2010年的8250億美元略有回落，但規(guī)模依然遠超出2008年，以及2005年以前所有年份的水平。顯示未來兩年內，新興市場國家仍將面臨較為沉重的短期資本流入壓力。
　　作為全球最大的新興經濟體和復蘇最快的國家，中國無疑是熱錢重中之重的目標。大量熱錢涌入中國，不但打亂了人民幣升值的有序節(jié)奏，對于中國當前節(jié)節(jié)攀升的CPI指數和資產泡沫而言，也無異于火上澆油。
　　就國際經驗來看，亞洲和拉美許多新興市場國家，在90年代的兩次“熱錢”沖擊下，都同時采取了限制熱錢流入、鼓勵本國資本流出雙管齊下的辦法，事后，這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為應對日益攀升的熱錢壓力，2011年中國在對短期資本流入從“緊”的同時，筆者以為，對于資本流出不妨適當放“松”。
　　其次，即便不考慮境外熱錢的沖擊，在國內高房價和高物價“兩高”背景下，也有必要對國內資本流出開閘放行。次貸危機爆發(fā)后，由于外需疲軟，內需不振，大量資本從實體經濟部門游離出來轉戰(zhàn)資產和資本市場，再加上貨幣超發(fā)，國內游資的四處逐利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破壞性力量，無論是國內樓市，還是農產品市場，其所到之處都是“漲”聲一片。而開放個人境外投資，正是效法大禹治水的“疏導”之意。
　　再次，為民間資本尋找新的出口。傳統(tǒng)上，“走出去”參與國際投資的多為國有企業(yè)，但其投入與收效往往不成正比，甚至屢屢曝出海外巨額浮虧。原因一是國企從制度根源上難以克服“委托-代理”問題——花國家的錢總是不那么謹慎；二是西方國家習慣于將中國國企的一舉一動與中國政府的“戰(zhàn)略陰謀”惡意聯系起來，對企業(yè)的正常并購和投資行為制造難以逾越的障礙。而中國民企和個人從事境外投資則不存在這些“先天不足”。
　　最后，這或許還將有助于促進全球經濟平衡。長期以來，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雙順差”格局，被認為是中國外匯儲備擴張的直接因素。這并不符合國際收支的常態(tài)。今后，中國在經常賬戶保持高順差的同時，也可以適當降低資本賬戶順差。
　　當然，未來中國的民企和個人是否樂意“走出去”，關鍵還在于政府是否成功擠壓國內房地產和農產品等行業(yè)的暴利炒作空間。此外，主管部門和金融機構也應為企業(yè)和個人的境外投資提供政策引導以及充分的匯率避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