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fā)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是鄧小平從經(jīng)濟、社會視角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和本質概括。鄧小平的這一理論（鄧小平三大理論之一）實際上提出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任務和目標，尤其是對我國而言，根本任務就是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最終目標是要達到共同富裕。
從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實踐來看，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的任務完成得相當出色，年均經(jīng)濟增長達到９％，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經(jīng)濟奇跡。但從實現(xiàn)共同富裕的目標來看，還有相當大的距離，面臨著很大的風險。我國的改革開放是從打破平均主義開始的，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首次提出要克服平均主義。在１９８４年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先富”的政策導向，允許一部分地區(qū)、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自此之后，隨著市場化改革方向的正式確立，分配制度改革不斷推進，“按勞分配”這個曾經(jīng)被視為唯一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也被突破，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也隨之確立。
按要素分配，是市場經(jīng)濟的內在要求。由于社會成員擁有的要素稟賦——資本、技術、技能、管理、勞動能力等各不相同，社會成員的收入差距自然就會拉大。而資本在市場諸要素中處于支配地位，擁有資本的社會成員自然就會獲得更多的國民收入份額——利潤。利潤再轉化為資本，資本帶來更多的利潤，從而在收入分配中占有更多的份額，形成分配循環(huán)：資本擁有者的收入份額越來越高。與此相反的是，只擁有勞動能力的普通勞動者，在要素市場獲得的是工資，隨著利潤份額的提高，工資的份額自然隨之下降，形成另一種分配循環(huán)：勞動力擁有者的收入份額隨之下降，一旦失業(yè)，就會變成赤貧。世界資本主義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無產階級，就是這樣形成的。
顯然，通過市場經(jīng)濟之路來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是世界歷史證明了的可行之路；但要達到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共同富裕，卻不會自動實現(xiàn)。市場經(jīng)濟排斥平均主義。收入差距一旦拉開，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收入差距會在經(jīng)濟循環(huán)中自動擴大。適當?shù)氖杖氩罹嗍潜匾�，是市場�?jīng)濟條件下經(jīng)濟發(fā)展的動力；過大的收入差距又會帶來公共風險——經(jīng)濟危機、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在經(jīng)濟上走向共同富裕，是實現(xiàn)社會進步、達到社會和諧的必由之路，這也是世界歷史所證明了的。一個兩極分化的社會，決不會是一個文明的社會，更不是社會主義。不難看出，手段與目標——市場經(jīng)濟與共同富裕之間并不天然匹配。
１、收入差距不等于貧富差距。
在許多討論中，“貧富差距”與“收入差距”時常通用，但實際上二者有重大區(qū)別。貧富差距包含了收入差距，但不只是收入的差距。僅僅討論收入的分配，那只是針對某一個時期的經(jīng)濟成果做靜態(tài)的分析，難以看清楚導致這種收入分配格局的機理是什么，很容易把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的路徑歸結為對現(xiàn)有成果分配的再次分配上。對現(xiàn)有經(jīng)濟成果分配的再次分配，靜態(tài)看是有效的，但只是“一次性有效”，無法改變貧富差距變化的長期趨勢。在初次分配上做文章，如果也只是著眼于“生產成果”這塊蛋糕的切割，那也就是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問題，集中體現(xiàn)在勞動與資本的關系上，是工資多一點，還是利潤多一點。這通常會遇到如下現(xiàn)實難題：要漲工資，可能企業(yè)受不了；要就業(yè)崗位，實行低工資，可能職工不接受。通過市場機制來確定工資與利潤的均衡，表現(xiàn)在宏觀上的最終結果往往是企業(yè)利潤份額上升，而工資的份額下降，主要依靠工資來生活的工人是不會在勞動力市場的調節(jié)下而變得富裕的。所以，在市場經(jīng)濟這個大前提下，只是就收入流量上來討論分配問題，最終無法縮小貧富差距。
２、貧富差距有三層涵義。
從家庭考察，貧富差距不只是體現(xiàn)在收入流量上，它包括三個指標：一是收入，二是財產，三是消費。從社會個體角度分析，貧富差距最終體現(xiàn)在財產這個指標上，財產不僅是居民家庭消費的基礎，也是居民家庭收入的來源之一。在一般情況下，財產的多寡與居民財產性收入成正比，從而影響甚至決定家庭收入的狀況。而從社會整體來分析，社會的貧富差距最終體現(xiàn)在消費這個指標上。無論是對一個生命個體而言，還是對于整個社會來說，消費一刻也不能停止。消費的狀態(tài)從根本上反映出社會財富的占有和使用狀況，社會的公平正義最終是通過居民消費水平、消費平等性和消費安全性來體現(xiàn)的，而收入、財產不過是手段而已。作為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共同富�！保鋵嵰仓荒苁峭ㄟ^消費來體現(xiàn)，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要實現(xiàn)收入、財產意義上的“共同富�！笔遣豢赡艿�。
收入、財產與消費的區(qū)別不言自明，僅從我國現(xiàn)有的城鄉(xiāng)差距來看，不同指標反映出來的結果是大相徑庭的。從收入的角度衡量，當前城鄉(xiāng)差距大概是３．２∶１，但從消費的角度衡量，大約是６∶１，消費上表現(xiàn)的差距比收入上表現(xiàn)的差距要大得多。這是為什么呢？因為居民家庭消費并不只是取決于居民收入和財產的多寡，還有公共消費。恰恰是農村居民享用的公共消費比城市居民少得多，才出現(xiàn)了消費差距大于收入差距的現(xiàn)象。這也說明，正是公共消費的不平等，加大了城鄉(xiāng)之間差距。不平等的公共消費使得我國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了，與“共同富裕”的目標背道而馳。我國當前貧富差距的擴大與此密切相關。
３、共同富裕之路：擴大公共消費，且更加平等。
我們現(xiàn)在一談消費，似乎就是私人消費。實際上現(xiàn)代社會的公共消費越來越多，從趨勢上看，它的比重在不斷提高，而且從關系上來講，公共消費往往是私人消費的基礎和前提，這是我們長期以來沒有意識到的。我們看到了房子，卻忽略了房子的地基。公共健康、公共教育、公共培訓等方面的公共消費，對一個人的能力發(fā)展，對提升整個社會的平等性，比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的私人消費更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就此而言，公共消費對縮小社會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實現(xiàn)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實現(xiàn)共同富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例如農民工問題。農民要轉化為市民，有個前提條件，就是公共消費要到位。農民進城，要有房子住，與房子相關的就是土地、自來水、污水凈化和排放、垃圾的收集和處理，還有子女教育、醫(yī)療保健、社會保障、就業(yè)指導和培訓等等。這些公共消費不到位，農民就是有錢也不敢進城當市民。公共消費，尤其是在公共化程度很高的城市，是私人消費須臾不可離開的。私人消費的安全性、平等性，更是以公共消費為依存的。農民進城即使有了錢，比如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倘若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樣平等地享用公共消費，與同樣中等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相比，那依然是消費意義上的“窮人”，得到的實惠要少得多，實際的消費水平要低得多。
我們對消費的狹隘理解，誤以為只要解決了收入差距和財產差距，消費差距的縮小就水到渠成了。事實上，在公共化程度日益提高的社會，公共消費，對社會大眾來說變得越來越重要了。所以，講貧富差距，只講收入差距是片面的，要綜合起來考慮，既要看收入，也要看財產，更要看消費。在這三個指標中，消費這個指標是最重要的。
這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走向共同富裕，也就是走向消費的平等性。換句話說，也就是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且在生存性消費、發(fā)展性消費方面的差距不斷縮小。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實現(xiàn)消費的平等性，比實現(xiàn)收入的平等性、財產的平等性具有現(xiàn)實可行性。基于市場經(jīng)濟的內在邏輯，收入來自于要素的貢獻，收入差距反映的是要素貢獻的大小。如果縮小收入差距，也就意味著否定要素的貢獻，自然也就否定了按要素分配的市場經(jīng)濟原則。這與市場經(jīng)濟的要求是不相容的。只要市場經(jīng)濟正常運行，就應當承認由市場決定的收入差距和財產差距。但應當注意的是，這并不表明，應當一并承認收入差距、財產差距所決定的消費差距�？s小消費差距，這恰恰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目標所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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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縮小貧富差距，實現(xiàn)共同富裕，不能僅僅在收入分配上做文章 |
當前，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根源是政府推動的改革不徹底，甚至扭曲變形了，沒有通過良好的制度安排形成一種公平的發(fā)展機會，導致了嚴重的機會不平等。
這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
１、公共服務的提供，即公共消費的不平等。
單從農民工平均受教育的年限與城市居民比較就能看出來，農村至今仍有不少文盲。第一代農民工沒有受到良好教育可以理解，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還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就沒法理解了。享用的公共消費不平等，造成了社會群體性的能力鴻溝，致富的機會也就嚴重不平等。在這個起點上的過程一旦啟動，在市場機制作用下，就會陷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自循環(huán)。這樣一來，起點的差距，在結果上進一步放大，經(jīng)過幾輪循環(huán)，差距全面放大了，并在代際之間傳遞。窮人就會一代接一代窮下去，形成固化的階層；一旦形成階層的固化，慢慢就會形成階級。
機會的不均等，城鄉(xiāng)之間最明顯�，F(xiàn)在提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即公共消費的均等化，就是試圖緩解機會不均等造成的后果。如果基本公共服務不能均等化，不能提供到位，那就意味著一些人的基本生存條件得不到保障，更談不上基本能力的獲得。這種社會群體能力上的差距，一旦進入市場競爭之中，就會形成惡性循環(huán)，即窮的越窮，富的越富。財產或收入意義上的貧富差距，實質上是由消費意義上的貧富差距造成的。
如果不在這方面下工夫，而僅僅在收入分配的結果上做文章，那就意味著全社會勞動者的平均能力和素質難以提高，即人力資本的積累無法擴大。不言而喻，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從社會個體，還是從整個社會來觀察，社會的就業(yè)狀態(tài)難以改善，勞動生產率也就會原地踏步，甚至下降，勞動收入比重的提高就失去了現(xiàn)實的基礎。寄希望于政府的再分配來救濟窮人，劫富濟貧，短期可以，長期不行；窮人少的條件下可以，窮人多的情況下不行�！熬燃辈痪雀F”，這句話是有深刻道理的。
２、公共產權制度殘缺，公共產權收益大量流失。
我國是一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國家，卻對公共產權收益不太重視，而更看重稅收。公共產權收益應為國家所有，通過國家財政轉化為全體國民享用。但現(xiàn)實是，大量的公共產權收益進了部分人的腰包。很多暴富者，無一不與國有資產、土地、礦山、煤炭、湖海、景區(qū)等等公共資源聯(lián)系在一起。這樣的富豪不是在創(chuàng)造財富，而只是在轉化財富。
在公共資源進入市場過程中，其實現(xiàn)的公共產權收益，實際上被少數(shù)人所占有和享用。從法律上看，我國的社會產權結構是以公共產權為主體的，但公共產權收益的放棄，實際上是在有意無意地制造最大的機會不均等，是最大的社會不公。所以，縮小貧富差距，要把公共資源及其收益有效地管起來，讓其收益真正為全民所享用。各級政府在發(fā)展經(jīng)濟的過程中，為了招商引資，大都把公共資源的收益暗補給了國內外投資者。在起步階段，也許可以理解，但毫無止境、毫無約束地這樣做，實際上是在經(jīng)濟上把公有制給瓦解了。當公有制異化為少數(shù)人發(fā)財致富的工具時，公有制也就名存實亡了。
如何把政治上的公有制，落實到法律上的產權制度，真正地把屬于全民的財富管好，讓全民得益，這是不亞于稅收制度的一個重大問題。稅收制度不合理，會造成看得見的不公平競爭，而公共產權制度的缺失，卻會隱性地造成貧富差距的擴大。公共產權收益的流失，其實失掉的不只是收益，連同一塊流失的是老百姓對公有制的信任和信心。公有制應當成為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和途徑，而不是變成擴大貧富差距的加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