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就是否下降奢侈品關(guān)稅的問題，商務部與財政部之間有了一些饒有興味的爭論。
　　奢侈品的定義比較復雜，一種中國人大略可以接受的說法可見魯迅先生的名文《藤野先生》中的描述：“大概是物以希為貴罷。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便用紅頭繩系住菜根，倒掛在水果店頭，尊為‘膠菜’；福建野生著的蘆薈，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且美其名曰‘龍舌蘭’�！�
　　但“物以稀為貴”的通則在現(xiàn)代經(jīng)濟，尤其是全球化商業(yè)氣氛之中卻不是奢侈品市場形成的唯一砝碼。比如這次商務部提出的要降稅的手表包包之類奢侈品，就并非是什么很稀罕東西，而是一種市場競爭形成的品牌。
　　中國可以做出很多塊手表和很多只包包，但絕大多數(shù)都不可能成為奢侈品，這就不是商務部提倡降低稅收可以解釋的了。雖然從國際市場來看“物以稀為貴”的奢侈品時代并未完全消失，但即使中國有“物以稀為貴”的產(chǎn)品，中國也沒有世界性的奢侈品品牌，而這更不是降稅與否爭論可以回答的了。
　　比如酒，中國有的是好酒，可沒有一種酒可以像拉菲那樣以貴風靡全球。中國貢獻給人類最好的飲料茶葉，也總是被質(zhì)問為什么中國有成千上萬的茶場，卻沒有一個全球著名的品牌？
　　先說好酒。中國國酒茅臺的價格遠遜于法國的頂尖紅酒，一種普通的拉菲，在市場上都可以賣到5000元人民幣以上。而從“物以稀為貴”的角度說，茅臺一點不差，更不差到要在價格上遜色三分乃至八九分。問題還不在于價格的劣勢上。今年初茅臺漲了點價格，就齊齊被腐敗論罵死。而法國價格昂貴的紅酒要是也漲價，不僅不會挨罵，更不會被法國人民拿來證明法國資本主義腐朽。相反，它卻成為法國人代表世界生活時尚和潮流的驕傲。茅臺為什么不能被我們拿來證明這是帶給世界的生活方式呢？姑且就說，白酒烈性，少了紅酒的溫柔，所以怪不得它不是世界口味潮流的領先者。
　　但茶葉在中國的歷史中綿延流長，為什么中國也沒有出受全球歡迎的品牌呢？實際生活中，中國人飲茶時“物以稀為貴”的習慣是十分強大的——以喝某地茶為絕對正宗味道，這在我們的生活中處處可見。比如安徽的黃山毛峰必須產(chǎn)自原黃山徽州府下轄巖寺鎮(zhèn)某個村落的某幾棵樹；而都是福建武夷山上的大紅袍，也必須分山南和山北，甚至是哪一片山坡的。至于杭州的獅峰龍井是否一定各種品質(zhì)高于排名第二的黃山太平猴魁，不是太要緊，要緊的是某個時間段、在某幾棵樹上采摘的茶葉，由某幾位炒茶師傅做好的茶葉。
　　這樣的習慣形成了一個古怪的結(jié)局，那就是這些茶葉可能已經(jīng)是奢侈品，但卻是量小的非賣品：在前現(xiàn)代時期以上貢給皇家為目的，到今天只能作為招待國賓專用。影響很大，但只是雷聲大雨點小，無法轉(zhuǎn)化成市場行為下的商業(yè)模式。
　　相反，沒有“物以稀為貴”茶葉的英國卻有世界級品牌，這個國家日常必備的早餐茶是一種淡化茶葉原產(chǎn)地的拼配茶，由印度阿薩姆茶（取其濃度）、錫蘭茶（取其滋味）、肯尼亞茶（取其色澤）按比例拼配。與中國茶莊手工和作坊方式不同的是，英國為追求更高的利潤混合出來的茶葉，卻有統(tǒng)一味覺的質(zhì)量標準。而中國的茶葉至今也沒有這樣的標準，更無按照這樣的標準生產(chǎn)的茶葉大規(guī)模生產(chǎn)和銷售。
　　這顯然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茶葉品牌形成之路。一條目前走向市場化，以口味質(zhì)量標準統(tǒng)一形成市場規(guī)模，最后誕生出茶葉中最好的品牌；一條走向神秘，以“誰在喝，誰喝得上”為口碑相傳，從而形成稀缺資源及權(quán)力主導下的產(chǎn)品流通。前者當然是以占領市場而獲得利潤為第一目標。后者的產(chǎn)品可能也在追求某種暴利，但更像是一種權(quán)力主導下的專屬奢侈品。這樣的操作模式不是商業(yè)行為，而形同傳統(tǒng)中國的貢品體系。這也是茅臺酒的價格現(xiàn)在嚴重低估，卻不能漲價的原因。因為它和中國最好的茶葉一樣，都不是市場交易價高者可得的奢侈品，而是貢品體系的產(chǎn)物。
　　而貢品的背后，只有權(quán)力，沒有商業(yè)交易。茅臺酒是貢品體系如今最為形象的余脈所在，因為無人可以買到封存在茅臺酒廠酒窖里的專供酒，即使你出天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