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還未從危機中真正走出，又邁向通脹時代，新興經濟體通脹壓力顯著上升。未來除了受到全球負利率、美元流動性以及輸入型通脹的挑戰(zhàn)外，農產品價格周期及勞動力成本上漲周期都決定新興經濟體將面臨更大的通脹壓力和更為復雜的通脹形勢。
新興經濟體的通脹狀況取決于全球的利率環(huán)境，而全球基準利率又取決于美國利率。當前全球仍然是負利率環(huán)境，國際清算銀行報告顯示，自去年4月以來，全球通脹水平上升1個百分點，而扣除通脹因素的實際短期利率卻從-0.6%下滑至-1.3%。持續(xù)負利率加大了貨幣流通的速度，在美元貶值和美國兩輪量化寬松之后，全球流動性極度泛濫。以M2口徑衡量，發(fā)達國家M2已升至10萬億美元，并將流動性推向經濟基本面尚為良好的新興發(fā)展中國家。
今年以來中國消費者物價指數(shù)（CPI）持續(xù)走高，巴西前5個月通脹率累計達3.71%，印度前5個月批發(fā)價格平均漲幅為9.25%，已連續(xù)17個月超過8%，俄羅斯5月份CPI同比上漲9.6%。此外，越南等“新鉆國家”也出現(xiàn)較高的通貨膨脹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越南、印尼2011年通脹率將高達13.5%和7.1%。
為管理通脹及通脹預期，新興經濟體紛紛開始收緊貨幣政策，進入加息周期。今年以來，中國央行連續(xù)6次提高準備金率，兩次提高基準利率。巴西央行也已連續(xù)4次調高基準利率，而印度央行更是從去年3月至今已經10次上調利率，而由于全球四大央行（除歐洲中央銀行外）均保持超低利率，因此，發(fā)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利率差被抬高，推動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急劇升值，并進一步刺激國際熱錢的涌入。國際金融協(xié)會（IIF）預計，2011年從發(fā)達國家流向新興經濟體的資金將有9600億美元，2012年將超過１萬億美元，這將使得貨幣調控的努力被本幣升值預期下的國際資本流入帶來的流動性所沖銷。
當前發(fā)達國家深陷主權債務危機，尤其是對于美國債務型經濟體制而言，要想舉債就必須提高債務上限，而未來繼續(xù)增發(fā)貨幣以及“弱美元政策”為赤字融資無疑是債務削減的必然選擇，而這意味著新興經濟體可能成為全球債務性通脹的最大受害者。
今年5月份，國際糧農組織公布的糧食價格指數(shù)平均達到232點，較上年同期上升37%，持續(xù)上漲的國際糧價將是新興經濟體和發(fā)展中國家經濟不能承受之重。近些年，國際糧食價格步入趨勢性上漲的大周期，極端氣候的常態(tài)化、供求緊平衡、能源成本居高不下以及城市化、工業(yè)化導致的用地減少等因素都使得糧價表現(xiàn)出越來越強的價格剛性：
一是全球氣候步入異常變化期導致糧食減產。近幾年全球氣候異常，2011年以來，“拉尼娜現(xiàn)象”和“厄爾尼諾現(xiàn)象”導致南亞和澳大利亞等地暴雨成災，而“世紀大旱”也對包括美國、巴西、阿根廷、德國等在內的經濟體的糧食出口產生影響。二是大多數(shù)非洲、南美國家城鎮(zhèn)化加快，這意味著耕地越來越少，化肥的使用使土地越來越貧瘠，農業(yè)科技已經難有新技術大幅增加產量，全球糧食存量增加放緩；三是從糧食需求端看，除了一般性糧食需求外，油價上漲導致新能源對糧食的需求日益加大。近年來，美國積極制定利用玉米等糧食開發(fā)生物質能源的規(guī)劃，乙醇生產行業(yè)對玉米的消耗大約占美國玉米產量的36%。受此影響，美國玉米庫存量及出口量均出現(xiàn)明顯下滑，由于美國占全球玉米出口總量的55.6%，對糧食的能源消費需求擴張對全球農產品市場供需惡化無疑是雪上加霜。
這些深層次矛盾決定了全球糧食價格進入了不可逆轉的上漲周期，但是對于不同的國家，價格沖擊的影響是不同的。對于發(fā)達經濟體而言，發(fā)生由食品價格上漲到核心通脹的傳導效應的風險較低，但是，對于新興經濟體和發(fā)展中經濟體而言，這種風險十分巨大。對于新興經濟體和發(fā)展中經濟體而言，由于食品支出所占比例要大得多，食品原料在食品成本中所占比例也更大；另一方面，2011年全球糧食進口付出費用將達到創(chuàng)紀錄的1.29萬億美元，其中低收入缺糧國和進口糧食的發(fā)展中經濟體進口費用將比去年增長約三成。因此，糧食價格上升和進口成本的增加更有可能影響通脹預期，導致通脹粘性下的價格普漲。
勞動力價格上漲正成為新的通脹壓力。過去二十多年，新興經濟體憑借較低的勞動力要素價格，依靠全球分工體系深化帶動的“斯密增長”，創(chuàng)造出巨大的增長紅利。然而，隨著大部分新興經濟體向中等收入發(fā)展階段邁進、人口紅利的減少以及城市化生活成本的提高，勞動力價格的上漲和回補將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客觀規(guī)律。
當前新興經濟體，特別是金磚四國普遍提高了工資報酬。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大幅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并啟動個稅改革；印度工資近幾年保持較高的增長，2009年和2010年分別增長6.6%和11.7%；俄羅斯從2000年起逐年提高最低工資標準，2009年月最低工資標準為2006年的4倍；巴西2003年到2010年間，最低工資上漲112%，新興經濟體勞動報酬加速上升。不過，勞動力成本上升是否轉化為更大范圍、持續(xù)的價格水平上升，還將取決于勞動力成本上升速度與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之間的較量。如果勞動力成本上升，但支持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因素相對趨弱以后，成本推動型通脹的壓力就會加大，如何避免“工資—通脹螺旋式上升”將是各國政府面臨的新挑戰(zh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