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上周五全球股市強勁反彈，標準普爾下調美國主權債務評級掀起的軒然大波，在資本市場上可能已告一段落。盡管未來還不能料定，但市場的過度反應可能不會再現(xiàn)；假如穆迪、惠譽再下調美國主權債務評級的話，市場會習以為常。
　　但事情尚未結束。首先，對標普的質疑就沒有完，甚至還演變?yōu)榉�律調查。據(jù)說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已展開對標普的審查，審查內容包括標普此次評級使用的數(shù)學模型，以及標普的哪些員工知道此次下調評級的信息。但這恐怕不是SEC要代表美國政府“報復”標普，而只是一個常規(guī)性調查。審查內容前者屬于信息披露的格式和來源是否合法，后者是在調查是否有人利用信息不對稱贏利。任何事關市場波動的分析報告都有可能被SEC審查，何況是掀起這么大風浪的標志性事件？
　　獨立評級對于金融市場運行和監(jiān)管的重要性眾所周知。一個健康的市場經濟體，獨立的商業(yè)性評級機構可以在法律范圍內根據(jù)自己的專業(yè)水準和原則，對任何機構、公司、交易品種和資產價值進行評級。
　　標普評級報告甫出，美國財政部認為它漏算了2萬億美元預算，這可以視為評級觀點和方法之爭。評級過程中采納哪些數(shù)據(jù)、不采納和如何采納哪些數(shù)據(jù)，只要不違反法律規(guī)定，未必就是美國財政部對了，標普錯了。即使標普的計算有瑕疵，即使惹了大禍——不僅讓奧巴馬手忙腳亂了，也讓市場慌了——也無法懲罰它。
　　盡管標普這次可能是個不顧大局的壞孩子，但評級這種事也不能由SEC或美國財政部來做。假如評級由政府部門來做的話，政府在市場交易之中的監(jiān)管身份就是雙重的，在它實施監(jiān)管時，所有市場主體的信用級別，就只能按照它的標準來和它辯論。這樣一時的壞孩子可能沒有了，沒有約束的壞政府卻會更惡劣地存在。
　　SEC當然可以審查標普評級報告是否合法，但權力也要受到約束。它能以政府執(zhí)法機構的權威，審查標普及其工作人員是否利用了這次報告進行信息不對稱的交易。但對于評級報告的內容和格式，即進行評級計算的數(shù)據(jù)模型是否恰當，SEC最多有責任強調某些硬性原則，如真實、全面和透明等，就如同它審查上市公司必須做到合規(guī)的信息披露一樣，而不能包辦如何評級，更不能強制要求標普所做評級分析必須符合美國財政部的評級設想。
　　市場其他反對意見也要一分為二。比如巴菲特認為美國主權債務的信用級別應該是4A，就是利益使然。因為美國主權債務評級下調，會導致一系列資產配置和監(jiān)管要素的變化。最簡單的就是，當美國主權債務評級是AAA時，投資其中的金融機構就不需要計提風險撥備；而變成AA+時就需要計提風險撥備。這無疑事關金融機構的經營成本。而巴菲特等投資大鱷旗下有諸多按標普評級標準配置的資產，他當然不希望加大交易成本，在動蕩之中調整事關美國主權債務的資產配置。
　　事實上，這次標普事件中市場的動蕩不安，與其說是政府信用下降的后果，不如說這是一種必須支付的社會性管理成本，用以約束對政府信用的過度濫用。但效果如何卻相當難以判斷。標普下調日本國債評級多年，按理說日本發(fā)行新國債就應該提高發(fā)行利率，而事實卻沒有。美國國債未來的發(fā)行，可能也不會按照它的商業(yè)評級那樣發(fā)行新國債。市場上看上去很獨立的意見，雖然有可能暫時約束政府對其信用的過度濫用，卻不會撼動政府在市場上總是最大的利益主體，并擁有最大話語權。這如同美國總有唱反調的很強勢的媒體，也不可能徹底改變奧巴馬所有政策一樣。
　　至于為什么懷疑一下政府信用，市場就產生這么過度的反應，也未必值得過于擔心，這是市場習慣盲從造成的。有個名詞很形象地稱之為羊群心理，這種心理總是希望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權威聲音來明顯眷顧自己。但現(xiàn)實是，世界上永遠沒有這樣好心的牧羊人，包括政府，包括標普。
　　其實任何權威無論來自哪里，不論是來自政府還是其他機構，當它們的權威地位形成并大到不能倒，都只會格外強調自己的利益，也格外有能力維護自己的利益。標普這次的評級報告看上去有不畏強權（如政府）的獨立性，但這也不過是標普利益的最大化結果。和次貸危機中的雷曼兄弟破產前夕，標普給了該公司A+評級一樣，只有水平的區(qū)別，而沒有品質的區(qū)別。
　　冷靜地看待這次標普事件博弈，可以這么認為，它所揭示的美國主權債務有風險，不過是在重復證明一個常識：什么樣的政府都不是全能的；同時也警示，無政府是萬萬不能的，因為還需要一個執(zhí)法的政府出面證明，標普真的沒有在故意的口無禁忌中，偷吃了不屬于它的糖果，如它曾多次涉嫌給垃圾債券評優(yōu)良級一樣。
　　從這個角度說，標普事件中哪一種權威都有存在的必要，也很重要。但超乎各種權威之上的聲音，卻只應該有一句話：“讓他們?yōu)榱俗约�，相互約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