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人們只能說出貨幣功能的社會效果，看不見貨幣的社會責任，但卻時常很分明地給貨幣加上了一些社會責任。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最近一些出事的慈善基金會的善款亂用。貨幣前面加形容詞善，豈非就是貨幣的一種責任？是責任，就得被問責。時評家魏英杰先生總結(jié)說，“今年是慈善問責年”。這話沒有錯，因為貨幣一旦進入某個叫慈善基金會的組織，它就有責任拿出來做善事。
　　但即使不具體追究某些法律責任，僅僅口誅筆伐那些善款亂用人，是不是就意味著人們已經(jīng)給慈善基金會的貨幣賦予了社會責任？可是世上的貨幣都一樣，都是央行發(fā)行的，哪有善款惡款？所謂善款的形成，不過是某一些人要去做善事，在社會上募集資金的結(jié)果。這個結(jié)果即使保障了“慈善”，貨幣也不應該有社會責任。
　　“問責慈善”在我的理解看來，其實不應簡單問責行善的方式和過程，而是要問：憑什么你說你想做善事，就有理由公開把別人的貨幣集中拿來用？某種社會常識可能會說，這是因為募集資金做善事是道德高尚之舉的緣故。這話不敢輕易反對。即使見多了那些以行善理由募集資金，卻不用在行善的事上之后，你會失望。但失望的人很少反思，以行善的理由募集資金是不是理由足夠正當，天經(jīng)地義？而是默許這一行為，認為貨幣到了這個慈善的名義下，天然就具備了某種社會責任。好像錢在做善事的人手里就是好錢，而不在做善事的人手里就是壞錢一樣。
　　是不是可以換一個不分善惡的中性描述呢？比如我們可以說，這些以行善為理由的人，看到市場上有做善事的需求（因為有人需要幫助）和人們有行善的消費需要（符合孟子所說人皆有惻隱之心），就迎合這種市場雙重需要，而設置一種慈善基金產(chǎn)品的銷售。這樣行善可能少了很多光環(huán)，比如根本就不是神馬佛經(jīng)里有的大德上士可以為之的割肉飼鷹，最終導致天女散花大光明行為，而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商業(yè)交易。
　　有人需要行善（管他什么動機），是因為有人需要幫助（老弱病殘一直是有的），就像賣飯給饑腸轆轆的人一樣，因此出現(xiàn)了慈善商業(yè)。它即使是某些人追求的畢生事業(yè)，也全無道德光環(huán)，而不過是商業(yè)事業(yè)而已。這才是一種健全社會正確認識貨幣功能的理性結(jié)果，而非是給人造物：貨幣設置了要有責任的理想的狀態(tài)。
　　在這樣的結(jié)果下，當今人類最為正常的和最為負責的行為，是管理慈善商業(yè)，就像管理普通的其他商業(yè)行為一樣，沒有什么特別的地方，自然地讓行善成為整個市場交易的一部分和經(jīng)濟利益分配的一種。它可以像招商引資一樣談國家讓稅；也可以制定出法律規(guī)定給行善的人多少空間，有足夠的成本長期管理行善。就是以管理行善獲得收益又何妨呢？做好事不想受益的人固然有，但要想長期做好事而沒有受益就艱難得緊了。佛教理論是要大大行善的，但要是沒有組織系統(tǒng)，比如沒有廟宇為基礎去化緣，現(xiàn)在中國估計就看不到和尚了。
　　而如果這樣理性地如同管理商業(yè)交易行為一樣地去管理慈善，貨幣恐怕就只有功能性的社會效果，而沒有所謂浪漫的好人用了這錢，這錢就有了無上光榮的傳奇。如此這般，天下和尚化緣、基金會募資和普通人行善都得一樣看待，就和市場上所有企業(yè)必須國民待遇一樣——只要你從事的是向社會募集資金做慈善，就必須享受一樣的監(jiān)管，也可以得到一樣的法律保證的優(yōu)惠。
　　若非如此的慈善商業(yè)能夠得以成立，而只有某些機構(gòu)、或者某些歷史遺留的光輝名義可以募資做好人，恐怕行善的結(jié)果就只能是腐敗加暴利了。今天查出國字頭的基金會，明天可能在化緣的和尚那里也找到一小撮。這就如同絕對的權(quán)力絕對導致腐敗一樣，怎么設法也避免不了的。
　　而要改變這一點，要比今年完成問責所有出事的慈善基金會更難。因為這需要我們認清何為貨幣？貨幣的最佳管理方式及其制度為何？這顯然不是社會一個慈善活動可以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