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媒體報道，曾經的明星基金經理李旭利因任職公募基金期間牽涉“老鼠倉”交易，被上海警方追究刑事責任。該案是繼原長城基金經理韓剛、原光大保德信基金經理許春茂后又一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基金“老鼠倉”典型案例。追究基金經理“老鼠倉”交易刑事責任體現(xiàn)出監(jiān)管層對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內幕交易等違法犯罪加強了監(jiān)管，但是，仍有必要從司法與市場兩方面進行雙管齊下的監(jiān)督，進一步強化對基金“老鼠倉”違法犯罪的震懾作用與監(jiān)管效率。

一、司法解釋應當細化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的實踐操作規(guī)則

　　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是《刑法修正案（七）》針對基金管理公司、證券期貨公司等金融行業(yè)從業(yè)人員違背客戶信托義務，利用職務便利獲取尚未公開的投資決策信息從事私利交易的行為，專門設置的新罪名。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的設置有利于司法機關查處資產管理機構從業(yè)人員，在用客戶資金買入證券或者其衍生品、期貨或者期權合約等金融產品前，以自己名義或假借他人名義或者告知其親屬、朋友、關系戶，先行低價買入證券、期貨等金融產品，然后用客戶資金拉升到高位后自己率先賣出牟取暴利的行為。
　　然而，根據(jù)刑法規(guī)定，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的構成要件極為復雜，司法機關必須證明犯罪嫌疑人同時符合以下條件，才能構成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1）實施的老鼠倉交易行為系“違反規(guī)定”；該交易利用了“內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開信息”；（2）未公開信息的獲取是基于“職務便利”；（3）交易行為必須與未公開信息“相關”等。在證券期貨犯罪的司法實踐中，上述構成犯罪的核心要素都是很難證明的，并且，由于現(xiàn)階段司法解釋沒有明確“違反規(guī)定”、“未公開信息”等犯罪構成要件的操作標準，司法機關根據(jù)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起訴或者審判基金“老鼠倉”犯罪，在實踐中勢必引起極大爭議。此外，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的刑罰分為兩檔：（1）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或單處罰金；（2）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或單處罰金。該兩檔法定刑的量刑幅度與裁量空間較大，在沒有明確操作規(guī)范的情況下，基金“老鼠倉”的量刑極有可能受到詬病。例如，作為首例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判例，對原長城基金經理韓剛僅被判處一年有期徒刑并處罰金31萬元，市場普遍反映刑事處罰過輕。
　　因此，筆者建議，最高司法機關亟須出臺司法解釋，明確規(guī)定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核心要素的認定標準與量刑規(guī)范指南，厘清罪與非罪之間的界限，細化刑罰適用尺度，在司法層面給予“老鼠倉”交易罪刑相適的法律震懾。

二、民事訴訟制度應明確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案件的索賠機制

　　市場監(jiān)督永遠是對資本市場違規(guī)行為最為有效的監(jiān)督措施之一。對于基金“老鼠倉”交易而言，證券監(jiān)管部門的行政處罰與司法機關的刑事制裁從國家權力的角度懲治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違法犯罪行為，維護資本市場秩序。但“老鼠倉”交易最直接的受害者終究是投資者的利益，投資者理應具有向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者及其所在機構索賠的權利。然而，縱觀基金民事糾紛案件，基民針對“老鼠倉”交易提起的民事訴訟無一勝績，其根本原因在民事訴訟制度中缺乏明確的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案件的索賠機制。
　　首先，從案由角度分析，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案件索賠沒有明確的可訴性基礎。我國證券期貨市場中的侵犯案件最重要的案由是虛假陳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受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fā)的民事侵權糾紛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將證券市場虛假陳述案件列入可訴范圍。盡管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廣義上可以理解為基金管理公司等具有信息披露義務主體沒有披露公司內部違規(guī)交易行為，但由于與虛假陳述關聯(lián)性過于間接，在司法實踐中難以納入證券民事訴訟范疇。
　　其次，仲裁較難實現(xiàn)基民利益保護�；�金管理公司與基民所簽訂的委托協(xié)議均約定了“爭議訴諸仲裁”的格式條款，理論上一般認為仲裁機構對于商事機構之間的糾紛處理能夠體現(xiàn)出公平與效率，但對于商事機構與自然人投資者之間的糾紛，后者在仲裁過程中的公平利益保障存有疑問。從基金“老鼠倉”仲裁維權的實際情況來看，確實未出現(xiàn)基民向案發(fā)基金管理公司索賠成功的案例。
　　再次，我國證券訴訟實踐中尚未確認基金“老鼠倉”維權案件賠償認定的司法規(guī)則。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fā)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guī)定》，信息披露義務主體存在虛假陳述行為，投資者在其虛假陳述期間買賣證券造成損失，虛假陳述與實際損失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即可認定因虛假陳述引發(fā)民事賠償案件的民事責任及其賠償數(shù)額。理論上，基金“老鼠倉”索賠案件的責任認定原理應當類同于證券市場虛假陳述：（1）基金公司從業(yè)人員有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違法犯罪行為，已被行政監(jiān)管機關確認；（2）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期間，基民購買相關基金，且基金凈值出現(xiàn)虧損；（3）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行為與客戶虧損之間存在因果關系，且因果認定采用舉證責任倒置。但是，上述論證僅停留于理論層面，民事訴訟實踐中并未采納。
　　對此，筆者建議，民事訴訟法以及相關司法解釋有必要明確規(guī)定基金“老鼠倉”交易民事索賠機制，明確金融機構從業(yè)人員利用未公開信息違法犯罪行為對投資者造成的損失，由所在金融機構承擔，金融機構有權向實際違法犯罪者追索。通過市場化的監(jiān)督力量懲治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違法犯罪，不僅能夠更有效率地發(fā)現(xiàn)與遏制“老鼠倉”交易，保護投資者利益，而且能夠促使相關金融機構加強主動性管理，控制從業(yè)人員金融違法犯罪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