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什么時代，破壞的時代，也是一個建設的時代，這是一個混亂的時代，也是有志趣的時代�！辈闋査埂さ腋�斯在1859年出版的《雙城記》中開篇的這段話，被無數(shù)人引用了無數(shù)次，筆者今天依然還要引用，因為這段話也適合當今這個時代。
　　回望2011年，最矚目的，是年初就在阿拉伯世界興起的政治風潮。盡管一定期間的混亂難免，但世人沒有必要為阿拉伯地區(qū)的政治經濟發(fā)展趨勢過多擔憂。公眾既然有力量破壞一個舊時代，就有能力建設一個新時代。世人們倒是有理由對西方發(fā)達世界更多表示憂慮，至少以下三種趨勢強化了這一理由：
　　第一種是財富的集中化趨勢。從美國到歐洲，盡管2008年以來的危機加劇了經濟衰退，但受影響最大的并不是最富群體，而是中產及以下階層。在失業(yè)率不斷創(chuàng)新，普通人收入減少甚至失去收入來源的同時，最富群體的資產卻通過全球化布局、信托機構打理、新型金融手段廣泛運用（即使市場下跌也可通過賣空增值）等，不僅未見縮減反而日趨增大。
　　財富向一端集中的極化趨勢早就開始了。除了二戰(zhàn)后到上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有過一段中產階層膨脹時期外，其余時間里，最富群體的收入與財富增長率基本高于中產及以下階層。特別是臨近每個繁榮期末，如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的“鍍金時代”末期、1920年代末、1990年代末，最富有的1%家庭所占美國全部財富的份額都達到了高峰。
　　上世紀80年代以來，無論是里根政府的自由化措施，還是克林頓政府的技術泡沫政策，抑或小布什政府的房地產泡沫，都沒能改變中產及以下階層的收入與財富，無論是相對增長率還是份額，均處于停滯甚至不斷下降的趨勢。1980年至2009年，美國人均年收入平均增長1.7%，但基本上是最高收入階層在增長，男性收入中值自1973年以來就沒有增長過。最富有的1%家庭所集中的財富份額，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結束，大體上與1905年或1906年的50%至60%相近。
　　財富的大規(guī)模集中化，助長了政治腐敗、市場原教旨主義、叢林法則盛行，而后者又促進了財富的集中。但這種趨勢，不斷撞擊著社會平等所能容忍的底線，撕裂著社會組織。歐洲各國紛紛以社會福利建設作為防護網，以緩和社會矛盾。但其中一些國家，不愿也不想甚至不敢以高稅收作為代價，于是利用1999年啟用的共同貨幣歐元，免費搭便車大肆舉債支持高福利。到頭來，卻難以為繼。受到市場沖擊時，便引爆了主權債務危機。
　　一旦虛幻破滅，長年積累的痛苦就變成了憤怒沖上街頭的強大動力。過去一年上街抗議的浪潮，不僅僅在阿拉伯地區(qū)，從英國、歐元區(qū)國家到美國都在發(fā)生，2012年也不會中斷。
　　第二種趨勢是政治協(xié)調的無能化。作為全球新型平臺的20國集團，并沒有顯示出治理功能，各屆峰會近乎閑談，留不下多少影響和痕跡。最典型的，作為區(qū)域共同體，無論是歐元區(qū)還是歐盟，日漸頻繁的峰會，歐元區(qū)危機不僅沒有因此而得到制止，反而更趨嚴重。美國兩黨的互不相讓，使政治機制失效，在指責和爭吵中失去了最高主權信用評級。這一切說明，政黨利益凌駕于國家、區(qū)域和全球治理，政治視野轉入了狹隘的胡同，政治智慧正在遠離這一代政客。
　　第三種趨勢是全球經濟駛入了減速通道。經濟放緩甚至衰退繼續(xù)在發(fā)達經濟體加重，無論是實體經濟，還是銀行信貸以及金融市場，景氣并未在2011年顯現(xiàn)，而今年已是2008年危機爆發(fā)以來的第四個年頭了。這無疑拖累了新興經濟體的增長。兩者相互影響，迫使全球經濟進一步放緩。這種勢頭，將繼續(xù)加重貿易摩擦和保護主義，全球化進程受到影響，局部區(qū)域緊張趨勢提升。
　　未來會怎樣？沒有誰準確知道。人們有很多理由悲觀，也有很多理由樂觀。無論如何，悲觀沒有出路，樂觀盡管并不意味著出路，但至少可以使人積極行動，去尋求出路。
　　不管未來如何，至少歷史昭示人們，所謂權力是由無權者支撐的，沒有了大量的無權，哪來相對集中的有權？大規(guī)模權力更迭，最終是由無權者決定的。一時的掌權者可以無視無權者，但集合而成的無權者力量，足夠吞沒任何一位有權者或階層。歷史從來如此。
　　伴隨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的擴展，很難避免財富集中化趨勢。中國作為新興市場經濟體，在三十多年來的增長中，這種趨勢正在加速。但財富集中總會破壞社會平等。如果沒有同財富相脫離的社會治理制度作為彌補和緩沖，這種破壞將更加迅速也更大。
　　無論是一個國家還是整個人類世界的發(fā)展，不只是需要市場和政治，還需要社會機制。如果說強權力、弱市場、無社會，必然造成政治腐敗和經濟低效；強權力、強市場和無社會的組合，照樣阻礙進步。因此，三種機制如何適當有機地組合，正是未來人類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