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國人喜氣洋洋迎接龍年新春的時候，歐洲又起波瀾，美國的標準普爾公司一口氣將9家歐洲主權債務降了級。這還不算，一周后，被視為歐債危機救助工具的“歐元穩(wěn)定基金”（EFSF）也被下調了信用等級。
　　與以往一樣，世人的反應依然有兩個：一個是本能反應，就是擔憂歐債危機是否真將不可避免地大爆發(fā)；另一個則是稍稍冷靜后的第二反應，怎么總是美國人說了算，他說誰是什么級別就是什么級別呢？與以往略有不同的是，這回前一種反應不算激烈，雖然第二反應也不像以往那樣強烈，但迫切了許多。歐洲央行某官員就表示，歐洲人應盡快建立屬于自己的權威評級機構，言外之意就是“盡快擺脫美國權威機構的陰影”。
　　歐洲人的情感可以理解，但權威機構不是想建就建得起來的，就好比“名著不是寫出來的”一樣，是一個獲得認可的結果。美國三大評級機構的地位也是經過漫長的市場考驗的結果。雖不排除有炒作因素的影響，但至少在金融危機之前的很長時間內，“三大”的權威性是得到市場檢驗的。
　　“檢驗”是“認可”的前提，所謂的市場檢驗無外乎兩種方式：事后檢驗或市場博弈，如果市場不認可評級結果，市場參與者有多種手段對抗評級。比如你評得低而我偏做多，你評得高我偏做空，看看最后究竟誰判斷得對。實際上，市場博弈是個不可或缺的過程，它是一個從動態(tài)趨向靜態(tài)的必然階段。因此，對評級機構的權威性的挑戰(zhàn)，往往是從市場博弈開始的。
　　這次標準普爾大范圍下調歐洲主權債務等級以及歐元穩(wěn)定基金等級后，有一個現(xiàn)象特別值得關注，那就是市場的穩(wěn)定，全球（尤其是歐洲）市場并未出現(xiàn)劇烈震蕩。有一種解釋是“市場此前已經吸收了可能的信息”，這倒有幾分“有效市場價說”的味道，雖然評論家們很少相信這個理論，但解釋不了的時候也會用一下（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市場評論的“非理性”）。但我卻認為，這恰恰是標普（此次）評級科學性和可信度的表現(xiàn)。因為，如果有人不相信標普的評級，那就去通過復制歐洲主權債務然后做多的方法來試試吧，這在衍生工具比較發(fā)達的歐洲市場并非難事。理論上講，任何一種風險資產多頭與其買權空頭（或者與其賣權多頭）的組合，都可以輕易復制出主權債務。即便復制可能受限于衍生工具的管制（歐洲在金融危機后較早出臺了衍生工具管制措施），投資機構也可以通過美國市場（繞過管制）來實現(xiàn)復制。因此，所謂的“市場穩(wěn)定”，也可以解讀為“無（市場）對抗”，說明市場對這種結論是認可的，接受的。
　　那么，標普此次到底是怎么做的呢？雖然這屬于商業(yè)機密，但專業(yè)人士普遍認為美國“三大”的評級方法其實就兩大類：一類是主觀定價，即通過開發(fā)數學模型將多變的市場因素結合在一起，構成影響資產風險定價的自變量（群），然后運用多種數學手段“算”出一個信用等級。據說，標普和穆迪一直是這種方法的忠實信徒。另一類則是客觀定價，也就是通過復制的方法來確定風險定價。從理論上講，“復制品”與“原資產”必須等價，否則即存在套利機會，市場套利的結果必是兩種資產等價。這種方法之所以叫“客觀定價”，原因就在于復制的“材料”及其價值均來自市場，復制的過程并非主觀判斷。惠譽始終是這種方法的擁躉。實踐證明，“三大”的這兩種方法都有其科學性和可信性。
　　然而，一場金融危機差點毀了“三大”的信用，或更確切地說，是他們自己差點毀了自己的信用。金融危機之后，很多內部信息被披露，三大機構“妥協(xié)傾向”成了深為世人詬病的內幕。所謂妥協(xié)傾向，就是為獲得被評級人的委托權，評級機構明知被評人信用等級不高，也學著睜眼說瞎話，硬把等級提高，這也的確使“三大”信譽度大幅降低。多虧他們的長期壟斷，讓后來者無力搶奪寶座，否則，“三大”怕早就被市場掃地出門了。
　　還好，此次標普的負面評級并未引起全球市場的震蕩，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三大”的可信度在回升，同時也透露出其評級方法極有可能從此前的主觀定價悄然向客觀定價靠攏（至少是結合了客觀定價的某些因素），從而使其評級結果更容易得到市場的認可。
　　如果事情真如上面所分析的那樣，我覺得有兩方面經驗教訓特別值得汲�。阂皇恰皺嗤�來自科學”，誰權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誰的方法更科學，更客觀。歐洲人要建立自己的權威評級機構沒有錯，但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這家機構是誰的，歐洲人是否已儲備了足夠的人才和理論方法了呢？二是客觀評級的基礎是資本市場的發(fā)達程度，尤其衍生品的發(fā)達程度，這一點對于亞洲國家尤其具有警示意義。金融危機之后，包括中國、日本以及東南亞等國都曾有過建立本地區(qū)權威評級機構的愿望，但遲遲未能實現(xiàn)。我更相信這是由于亞洲衍生品市場的發(fā)達程度還很欠缺的緣故，而非其他。畢竟，權威評級機構除了要具備主觀素質之外，必要的客觀環(huán)境同樣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