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尚未成為推動消費擴張的主要驅動力，表現為收入增長緩慢，消費水平不高，與高收入群體的消費差距拉大，實際購買能力減弱，這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整體消費的有效擴張和可持續(xù)增長。
國際經驗表明，中等收入者在一個社會所占比重越大，這個社會就越穩(wěn)定。我國作為發(fā)展中大國，應該把經濟發(fā)展的戰(zhàn)略基點放在擴大內需上。其核心是要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使我國的廣大中低收入者逐步轉變?yōu)橹械仁杖肴后w，以其消費能力為支撐，使我國逐步成為國內市場規(guī)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國家。
目前，我國中低收入居民消費率和消費水平偏低，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有限，這是由現階段經濟發(fā)展水平、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公共服務體系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盡管未來中國消費需求的潛力和空間巨大，但要充分釋放仍面臨諸多約束。
一是收入差距直接導致消費差距過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從整體上實現了高速增長，但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不僅表現為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和地區(qū)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不同行業(yè)之間收入差距也較為嚴重，壟斷性行業(yè)工作人員的收入明顯高于一般行業(yè)工作人員的收入。
從城鄉(xiāng)居民收入看，2011年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達3.13：1，2010年該收入比為3.23:1。從城鎮(zhèn)居民內部看，2010年城鎮(zhèn)居民高收入戶與低收入戶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2003年的5.30∶1擴大到2009年的5.57∶1；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則由7.33∶1擴大為7.95∶1。另據測算，2010年我國行業(yè)間工資收入最高與最低之比為4.2：1，而世界上多數國家行業(yè)間差距在1.5至2倍左右。壟斷性行業(yè)員工享受高工資高福利，必然擠壓其他行業(yè)的員工工資收入，造成收入差距擴大。
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直接擠壓居民消費需求空間，成為抑制消費支出的因素之一，使巨大的潛在購買力難以充分釋放。一般而言，低收入居民的消費傾向高于高收入居民，農村居民的消費傾向高于城鎮(zhèn)居民。據統(tǒng)計，2010年我國城鎮(zhèn)居民最低10%收入組居民消費傾向（居民消費支出與可支配收入之比）為0.995，而最高10%收入組為0.618。可見收入差距對居民消費支出的影響較大，低收入居民的消費傾向遠高于高收入居民，中低收入群體一年中除消費外基本無多少余錢。
二是中低收入居民大部分余錢難以形成有效購買力。
據統(tǒng)計，城鄉(xiāng)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從1978年的210.6億元增加到2011年的347401億元，年均增長25.2%。盡管城鄉(xiāng)居民儲蓄居高不下，潛在購買力較強，但由于居民負擔重，社會保障水平低，儲蓄多數是為了防病、子女教育等不時之需，并不能形成即期有效需求。
從國際比較來看，我國居民用于醫(yī)療保健的支出占人均消費支出的比重是較高的。我國城鎮(zhèn)居民用于醫(yī)療保健方面的支出逐年增加，由2003年的人均476元增加到2010年的871.8元，年均增長9%，占人均消費支出的比重達到6.5%。高價藥品與高額的醫(yī)療服務費，成為多數居民難以承受的支出。
三是社會保障水平較低仍使不少居民謹慎消費。
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與否直接關系著居民對未來風險的預期，進而影響居民的當前消費。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收入比重與其他國家相比，顯然較低。2010年，我國社會保障和就業(yè)支出占財政收入比重僅為11%，而最高的德國2006年達到56.7%，法國達到42.1%，美國達到35.2%。
在發(fā)達國家，由于社會積累了足夠的財富，他們對于已失去勞動力的老弱群體給予了較為充足的照顧。而我國新的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保障制度還正在建設過程之中，人們對未來的生活保障預期存在著不確定性，缺乏必要的安全感。據統(tǒng)計，城鎮(zhèn)居民有近四分之一的收入要支付教育、醫(yī)療保健和居住三大支出，如果加上購房支出，則這一比重要更高。因此，盡管城鄉(xiāng)居民具有一定規(guī)模的結余購買力，儲蓄率較高，但并不表明會產生強盛的現實購買力。
四是高物價抵消了部分中低收入群體的購買力。
對于普通百姓而言，通脹意味著其財富水平一定程度的縮水，逐漸攀高的物價水平，不斷抬高中低等收入者的生活成本。尤其是目前中低收入群體的通脹預期普遍較高，人們會改變自己的投資和消費行為，盡可能多地增加儲蓄而減少即期消費。為了減少收入降低帶來的壓力，人們外出餐飲、娛樂、旅游的比重會降低，從而影響到這些行業(yè)的營業(yè)收入。
種種跡象表明，目前居民消費心理及行為發(fā)生了較大變化，多數居民消費更趨于謹慎，對價格的敏感度提高，不少中低收入消費者又回歸到捂緊錢包、精打細算過日子，持幣待購行為較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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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壯大中等收入比重關系到能否盡快建立消費主導型發(fā)展模式 |
龐大的中等收入者是社會的穩(wěn)定器。中等收入比重高的社會不僅有利于社會創(chuàng)新的管理，而且會大大地降低社會和諧穩(wěn)定的成本。
其一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是擴大內需、支撐經濟增長的需要。
據分析，到2015
年，中國國內市場消費有可能從目前占世界的5.4%上升至l5.6%左右，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要擴大內需，就得讓消費者有錢可花，積極消費，舍得花錢。而只有當廣大中低收入群體都有錢了且敢于消費，才能擴張消費規(guī)模，拉動經濟增長。如果城鄉(xiāng)居民消費潛力能得到有效釋放，足夠支撐未來10到20年我國經濟年均8%的增速。
其二中等收入者在推動消費結構升級、引導產業(yè)結構升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果缺乏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社會收入差距懸殊，就會導致產業(yè)結構呈現畸形狀態(tài)：一端是為高收入者生產奢侈品的行業(yè)，另一端是為低收入者生產低端消費品的行業(yè)。這樣不僅產業(yè)結構不合理，產業(yè)之間缺乏有效的關聯(lián)和互動，各種產品的替代性差，生產要素投入的邊際生產力低。只有中等收入者占主體，才能實現消費結構和產業(yè)結構良性互動、不斷優(yōu)化升級。
中等收入者作為最大的消費群體在促進產業(yè)結構升級的同時，可以創(chuàng)造更多的就業(yè)崗位，為低收入者增加收入從而擴大消費創(chuàng)造條件。經驗表明，少數富人階層傾向于購買進口高檔商品；大多數低收入階層的消費主要是用于購買滿足生活所必需的商品；而中等收入階層的消費則是用于購買本國生產的高端、新型商品，最能推動我國消費結構和產業(yè)結構的升級。未來中等收入者群體對住房、汽車、電腦、教育、文化、旅游等商品和服務，不僅消費需求空間大，且持續(xù)性強，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
其三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助于促進社會的穩(wěn)定。
如果中等收入者比重占總人口的大部分，因收入差距導致的社會矛盾將得以緩沖和解決，而且會促進社會和諧。正因為如此，發(fā)達國家致力于構建中等收入者比重在的“橄欖形”社會結構。只有提高中等收入比重，消費和儲蓄關系才能改善，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才有經濟、社會和政治基礎。如果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占GDP比重過低，就會出現既不利于效率也不利于公平的結果。
其四有利于加快我國城市化進程。
改革開放以來，越來越多的農業(yè)轉移人口具備逐步成為中等收入者的條件。但是目前我國一些政策還帶有歧視性（如戶籍制度及就業(yè)政策等），不利于這些農民工成為中等收入者。因此，我們要改革一些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為我國城市化進程中那些潛在的中等收入者成為中等收入者創(chuàng)造條件。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關鍵還是要通過收入分配改革，讓更多的低收入人群進入中等收入者行列。
一要盡快改革收入分配機制，提高居民消費水平。在初次分配中，通過勞動立法等手段，提高勞動者報酬在GDP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特別對一些勞動密集型行業(yè)，設立最低工資界線，保證勞動者應有的收入。在再分配中，通過社會保障收支、經常轉移收支等再分配形式，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二是要大規(guī)模減稅，鼓勵中小企業(yè)、勞動密集型企業(yè)發(fā)展，使更多的人成為創(chuàng)業(yè)者。這既是提高低收入者比重的重要途徑，也是形成新的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手段。
三是要縮小收入差距，擴大居民消費。縮小行業(yè)之間、各個階層之間居民收入差距，縮小城鄉(xiāng)居民收入是擴大居民消費的重點和關鍵。在城市，要打破行業(yè)壟斷，進一步使收入透明化；在農村，應大力發(fā)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村居民收入和消費能力。除了加快城市化，更重要的是加快以農民土地權利保護為重點的財產權制度建設，使農民更多地分享土地非農化增值收益等財產性收入。
四是要加快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尤其是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設。對中等收入者來說，最重的負擔莫過于高房貸，因此，緩解這部分人的這個負擔，減少高房貸帶來的消費擠出效應，無疑將有效刺激消費。
五是要進一步提高社會和醫(yī)療保障水平。各級政府要繼續(xù)加大社保投入，擴大大病醫(yī)療救助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