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日本著名的“前川報告”已經警告日本經濟要實現結構性轉型，將發(fā)展的重點轉向服務業(yè)等，擴大內需，減少對外需的依賴。但時至今日，日本經濟增長仍主要依靠制造業(yè)出口。全球化也意味著資本與產業(yè)轉移的門檻大大降低。既然在國內生產面臨高成本壓力，日本企業(yè)開始大規(guī)模向海外轉移以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國際競爭力。日本企業(yè)的海外轉移從大企業(yè)起步，現在中型企業(yè)也大規(guī)模向外走，產業(yè)空心化越來越嚴重，直接影響到國內就業(yè)與政府稅收。
　　老齡化也是日本發(fā)展的桎梏。直接的影響就是消費萎縮。不僅老齡人口增加，總人口也呈現逐步萎縮的趨勢，日本制造業(yè)不得不依靠外需，這就使得日本的產業(yè)結構調整更無從著手。
　　從政府決策角度看，在進入經濟停滯階段后，關鍵是如何根據新形勢與時俱進，但遺憾的是，日本政府的對策不夠高明，說到底，是改革的滯后。
　　其一，迷信高速增長階段的“投資法寶”。在發(fā)達國家中，日本的公共投資比重高，是歐洲國家的10倍。GDP增長相當大一部分也靠這種投資拉動。而上世紀90年代，日本不惜大舉增加國債水平，通過投資基建來刺激經濟。這個階段的政府投資，效率極其低下，無法激活經濟，反而滋生了許多腐敗。其結果只是讓日本債臺高筑。小泉時代曾想扭轉這種趨勢，但遭遇重重阻力，小泉下臺后，無論是安倍、麻生，還是鳩山、菅直人，實際上仍走老路。
　　其二，對既得利益階層無可奈何。比如官僚，在經濟趕超階段，官僚起到了較為正面的作用。然而經濟停頓之后，這種權力就成為經濟活力提升的障礙。議員希望為地方爭取基建項目來爭取選票，于是官僚通過與議員合作，將資金投入該地區(qū)，來爭取好處。這是日本版的“跑部錢進”。拮據的財政資源被利益集團隨意分配，必然造成需要的地方無法獲得。同時政府通過各種規(guī)定來對行業(yè)進行限制，直接損害了經濟活力；他們也成了抗拒改革的主要力量。但因他們在政治生活中居于主導，即使是最權威的小泉在位時，也無法動搖他們手中的權力。
　　其三，對老齡化與人口減少缺乏正確應對措施。
　　其四，對進一步開放畏首畏尾。投資不足一直是日本經濟的痼疾。此時最理性的做法應該是引進外資。但日本卻對外資始終抱有敵意，對外資進入有許多明的暗的障礙。再如日本勞動力減少，按常理應引進勞動力，但卻僅有幾個勞務引進的窗口比如菲律賓的護工行業(yè)，門檻之高令人咋舌，以至沒有幾個人能夠通過日本有關的考試得以進入日本就業(yè)。近幾年，首相屢說要實現“第三次開國”，意思是要實現更開放的日本，但時至今日，還是說得多，做得少。（摘編自2月27日《瞭望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