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披露的經濟數據顯示，我國2月貿易逆差達到315億美元，創(chuàng)下自1989年以來的新高，與此同時，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近期也出現了明顯下跌。一些研究機構根據這些現象，判斷人民幣長期持續(xù)升值的時代可能已經結束，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水平已開始趨于均衡。
　　但筆者認為，就長期來看，在我國外貿出口因比較優(yōu)勢而保持穩(wěn)步增長，政府適度降低外儲和資本市場逐步開放帶來人民幣需求穩(wěn)步上升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民幣匯率仍具有較強的長期升值潛力。
　　兩國之間貨幣的匯率水平，從根本上看是一種價格問題、可以通過供求框架來加以分析。由于一國對外幣的需求引發(fā)了對國外的本幣供給，因此匯率水平最終取決于國家之間對彼此貨幣的需求強弱對比。進一步分解這種他國貨幣需求的根本原因，則可以分為貿易性需求和投資性需求。前者指為購買他國商品（包括產品和服務）而產生的他國貨幣需求，后者指為在他國投資（包括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而產生的他國貨幣需求。兩國貨幣之間的匯率，也就從根本上由對彼此貨幣總需求決定，人民幣兌美元的理論均衡匯率水平也由此決定。
　　就貿易性需求來看，中國相對美國而言，由于具有人口數量大和人均資本存量相對較低的特征，決定了中國所生產的商品總成本構成中，勞動力要素較資本要素的比例要明顯高于美國。這種要素結構上的比較優(yōu)勢，以及由此而來的中美在商品生產上的分工，就為兩國之間的長期貿易來往創(chuàng)造了可能性。同時，中美兩國分別為商品生產大國和消費大國，世界其他國家受自身要素資源總量和構成比例的制約，均無法完全取代中美彼此間的貿易需求，這就決定了中美之間的貿易額將隨著兩國經濟的發(fā)展，總體上仍將進一步增長。作為結果，中國對美國的貿易出口總量未來也將穩(wěn)步增長，這將為中國對美元貨幣的需求提供一個長期穩(wěn)定的供給渠道。
　　中國在擴大貿易出口規(guī)模的同時，正在快速擴大進口規(guī)模，而且就今后來看，類似今年2月份這樣的貿易逆差現象很可能持續(xù)產生。由此帶來超出即期美元供給的即期美元需求，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將會由中國政府所持有的巨額美元外匯儲備加以滿足。
　　截至2011年底，我國外匯儲備總額約為3.18萬億美元，這些巨額外匯儲備在美國深陷“次貸危機”并采用定量寬松政策后，面臨著很強的貶值風險。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已明確未來將采取措施擴大進口，其目的就是通過擴大外貿進口規(guī)模，一方面可以通過進口國外物美價廉商品來改善國內民生，另一方面更可以通過對外貿易支付來有效降低過高的美元外匯儲備，防范儲備貨幣信用風險。
　　相對于我國目前的美元外匯儲備規(guī)模，即便按照近期貿易逆差來估算外儲減少速度，要想將外儲規(guī)模降至合理水平仍需要較長時期，因而在此期間內貿易需求因素驅動人民幣匯率出現明顯下跌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如果未來中國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升級能逐步實現中國部分原有外貿產能轉向滿足內需，那么貿易需求驅動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的可能性依然較大（因為對原來出口初級資源型產品、進口高技術產品的國家而言，隨其技術水平的提升，實現進口替代的可能性要大于其貿易對手國，因而進口需求的彈性會趨向高于出口需求）。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目前仍對資本項目進行管制，特別是對境外資本流入的管制要明顯嚴于對境內資本流出的管制。這意味著國外對人民幣的投資性需求仍然受到數量控制，現有的投資規(guī)模（如QFII等）并未體現其真實需求。
　　由于對一國貨幣的投資性需求從根本上取決于資本在該國所能得到的投資回報率（如存款利率、企業(yè)經營利潤率、證券投資收益率等），而一國的長期投資回報率又可以該國的長期經濟增長率來加以衡量。西方發(fā)達國家的經濟發(fā)展歷程表明，一國經濟增長率往往與該國城市化率呈一定的反向關系（即在城市化率較低階段的經濟增長率往往較高，而城市化進程后期的經濟增長率通常趨緩）。相對于美國高達85%以上的城市化率，我國目前城市化率約為50%并且有著龐大的內需升級空間，因此可以推斷在未來較長時期內，中國仍將保持明顯高于美國的經濟增長率。這也就意味著中國會存在較美國總體更高的平均資本回報水平。因此，隨著中國未來逐步放開資本項目外匯管制，對人民幣的潛在投資需求將很可能快速轉化為現實需求，從而對人民幣匯率產生較強的長期升值驅動力。
　　綜上所述，在貿易性需求、投資性需求和政府降低過高外匯儲備政策傾向的共同作用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長期升值的潛力仍然存在。僅根據目前出現的貿易逆差和人民幣匯率下跌現象，并不足以得出人民幣匯率水平已趨于長期均衡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