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紅利逐趨消失、“入世”紅利和承接國際制造業(yè)轉移紅利逐步遞減之后，中國經濟的中長期增長，取決于金融體制改革與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所釋放的內生性制度紅利與市場主體營商稟賦的激發(fā)，進而在充分挖掘價值洼地潛能的基礎上，打造出能成為經濟增長新引擎的超級產業(yè)體系。
　　在做大經濟規(guī)模與追求經濟增速方面已保持了30余年高水平狀態(tài)的中國，眼下正面臨告別增長偏好、抓緊尋求新增長動力的“時間窗口”。
　　假如樂觀來看，即便既有增長模式不變，至少在未來兩三年里，中國應該依然可以做到在世界排名前六的主要經濟體中保持經濟增速的絕對領先地位。但所有明白中國經濟深層次矛盾所在的人都很清楚，這種以犧牲經濟轉型時間、拖延深層次改革并導致系統(tǒng)性經濟風險上升為顯性特征的經濟發(fā)展思維，最終將惡化本就沉疴難除的中國經濟肌體健康�？赡芤舱�是看到了這一點，近來，西方一些經濟觀察人士又在彈起了唱衰中國經濟前景的老調。例如，總部位于香港的經濟研究公司Asianomics的創(chuàng)始人沃爾克(Jim Walker)近日就危言聳聽地斷言：中國經濟崩盤在即！這位研究者悲觀地將中國經濟增長率下調至4%。并堅持認為，對于那些覺得中國經濟不可能有周期的人來說，他關于中國將發(fā)生的通貨緊縮的預估將會大大出乎他們的預料。
　　當然，沃爾克只是最近10年來看空中國經濟的諸多西方學者之一，無論其觀點有多聳人聽聞，其實本身并沒有太多新意。不過，換個角度觀察，這倒是提醒決策層審視中國經濟基本面與中長期風險的逆耳之言。從全球經濟增長歷史以及先行工業(yè)化國家的經濟周期來看，中國盡管有迥異于西方工業(yè)化國家的特殊國情，亦逐步摸索出了基于本國資源稟賦的經濟增長路徑，但作為已經連續(xù)高速增長30余年、且GDP已邁上6萬億美元臺階的超級新興經濟體，中國不可能總是游離于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周期之外。有人就搬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論，認為它同樣適用于中國的經濟增長。如果依據那樣的推論，則本輪平均每年9%以上的增長周期還可以持續(xù)二、三十年。更樂觀的估計還有：中國僅憑政策操作空間至少可以實現每年平均8%的經濟增速至2030年。果真如此，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底基的宏觀經濟學將會發(fā)生徹底的范式革命。
　　只是，如今連最高決策層也已承認，中國既有經濟模式已經到了必須大規(guī)模升級的“時間窗口”了。如果說，過去30多年里，中國依靠政府主導的投資，加上對出口偏好的堅持，結合經濟體制改革提供的增長動力，在不斷釋放的人口紅利，以及 “入世”紅利和承接國際制造業(yè)轉移等三大紅利驅動下，得以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是在既有資源稟賦下的一種較優(yōu)化的增長路徑，那么，當上述支撐經濟增長的要素陸續(xù)減退或者由于負效應的不斷表達而再難保持原有增長軌道時，中國能拿出什么樣的增長動力組合？備受世界矚目。
　　假如增長模式無法實現質的跨越，簡單追求GDP增幅不僅沒有太多的福利效應，還會導致既有增長模式弊病的進一步惡化；另一方面，倘若中國經濟真的像某些經濟學家所說的早在幾年前就跨過了“劉易斯拐點”，則中國經濟有可能會迎來痛苦的爬坡期。新近關于人口紅利的研究表明：中國人口紅利的轉變節(jié)點將會在2015年出現，也就是說，即便是比較樂觀的估計，中國可以享受的人口紅利期也就剩下未來兩三年了。而且真實世界有時候還未必兌現這種靜態(tài)假定。
　　至于“入世”紅利與承接國際產業(yè)轉移的紅利，也由于中國在這方面吸收過猛而面臨透支的危險。換句話說，中國未來依靠國外市場的擴大而支持出口的持續(xù)穩(wěn)定增長越來越不現實，而發(fā)達經濟體日漸明顯的“再工業(yè)化”與產業(yè)回流現象也在壓縮中國經濟的成長空間。另一方面，假如中國經濟的比較優(yōu)勢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fā)生之后就面臨局部性斷檔危險的判斷比較靠譜，在防止由此引發(fā)經濟較長時期的衰退，顯然是中國未來一個時期面臨的迫切難題。
　　中國經濟在人口紅利逐趨消失、“入世”紅利和承接國際制造業(yè)轉移紅利逐步遞減之后，未來十年的增長動力將面臨較以往更多的不確定性。在這種大環(huán)境下，國人越來越清楚地看到，中國經濟的中長期增長，取決于金融體制改革與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所釋放的內生性制度紅利與市場主體營商稟賦的激發(fā)，進而在充分挖掘國內價值洼地潛能的基礎上，結合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增長，構建中國經濟增長的立體化動力格局。
　　首先，抓緊整固已有并所剩不多的要素紅利。一方面繼續(xù)保持較高的資本積累，提高勞動資源的使用效率，特別注意提高專業(yè)化人力資本積累水平；另一方面，宜充分挖掘國內價值洼地的潛能，實現制造業(yè)區(qū)域布局的梯度轉移，力爭在中西部地區(qū)打造能夠比肩東部經濟技術水準的產業(yè)集群，將中西部地區(qū)的后發(fā)優(yōu)勢切實發(fā)揮出來。
　　其次，以金融體制改革與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為突破口，盡快釋放內生性制度紅利，并給市場主體的營商稟賦以新的發(fā)揮空間。這要求政府在破除關鍵領域市場壟斷的同時，擴大競爭性投資領域，切實降低民營資本參與上述行業(yè)的準入門檻。這是一條不可逆的改革路徑，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提高投資效率，提供更多的就業(yè)機會，并最終孕育出一批真正適應市場競爭的超級企業(yè)。
　　最后，牢牢把握全球正在醞釀的跨產業(yè)革命的戰(zhàn)略機遇期，加大對以大數據、智能制造和無線網絡革命為代表的技術領域的投資與研發(fā)，突破核心技術瓶頸，力爭在未來十年里打造出能夠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新引擎的超級產業(yè)體系，以幫助告別舊有增長路徑，開啟中國經濟新一輪的增長周期。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