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下滑與通貨緊縮并行，長期以來都是妨礙日本經濟復蘇的兩大毒瘤，日本當局曾試過各種政策以刺激經濟，但效果均不理想。目前，政府兩大經濟調控部門圍繞下一步政策的取向又開始出現分歧。4月24日，日本經濟財政大臣古川元久宣稱，希望日本銀行在27日的議息會議上放松貨幣政策，以顯示央行提振日本擺脫通縮局面的決心，而日本銀行行長白川方明21日卻在國際貨幣基金（IMF）召開的研討會上呼吁日本促進財政健全化。白川方明認為，人們對未來財政狀況感到不安而壓縮支出是造成經濟低增長與長期通貨緊縮的原因之一。
　　雖然就目前日本國內外經濟金融環(huán)境來看，央行持續(xù)寬松的貨幣政策幾乎是必然的選擇，但是白川行長的言論仍可以看作是對目前日本經濟貨幣狀況的一種合理反思。近年以來，日本央行超寬松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推動作用已大不如前，每次貨幣放松僅能帶來短暫的金融市場刺激，而對中長期的實體經濟推動力卻幾近于無。相反，財政赤字和貨幣擴張帶來的負作用卻不斷顯現，財政經濟平衡逐步成為影響經濟穩(wěn)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這種尷尬局面，究其根源主要是日本貨幣金融政策未能有效地刺激微觀企業(yè)與個人進行創(chuàng)新改革，進而提升整個經濟金融體系的運行效率。日本央行降低基準利率或者購買資產直接影響的主要是金融市場，而金融市場的各種機構出于盈利和風險規(guī)避的動機，非但未將貨幣放松效應傳導給微觀企業(yè)和個人，反而通過刺激性上漲吸引更多資金進入，進一步收縮了實體經濟中的資金流量，金融市場對貨幣政策的這種阻斷作用往往被眾多研究者所忽略。
　　從哲學層面看，任何事物均是利弊同體。在經濟學的傳統(tǒng)思維中，金融市場都是宏觀調控政策對微觀主體產生作用的中間環(huán)節(jié)和潤滑劑，但在特定時期和條件下它也可能成為這一傳導機制的阻斷劑，日本和許多歐美國家目前的狀況就是如此。順著這個邏輯進一步延伸，就是要控制經濟體系貨幣化的適度比例，限制其盈利的自洽性并增強其服務實體經濟的功能。
　　事實上，近年來日本企業(yè)旗艦——索尼也表現出同樣的衰落趨勢。在過去20多年中，索尼在國際企業(yè)界的地位不斷下滑，這背后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其放棄了在科技創(chuàng)新領域的優(yōu)勢，轉而投向眾多以兼并重組為目的的金融業(yè)務，最終逐漸失去了產品技術創(chuàng)新的優(yōu)勢，被后期的蘋果和三星大幅超越。評論人士甚至指出：現在的索尼與其說是一個產品公司，不如說是個金融企業(yè)。
　　從根本上治理過度金融化導致實體經濟衰弱問題，首先必須強調政府調控經濟的適當性，也即日本央行行長提出的——中央銀行做到什么程度是在被允許的范圍之內。次貸危機之后的事實表明，貨幣政策等宏觀調控手段對微觀經濟實體的實際推動作用有限，歐美日等發(fā)達國家的超寬松貨幣政策對改善絕大多數中小企業(yè)和促進就業(yè)作用甚微，相反卻可能進一步導致經濟虛擬化和泡沫化。政府真正應該長期關注投入的是教育公平、基礎設施和社會創(chuàng)新導向等領域，防止為了短期目標而犧牲長期創(chuàng)新戰(zhàn)略。
　　其次是要在金融市場發(fā)育過程中制訂合理的監(jiān)管機制，防止金融過度創(chuàng)新放大宏觀風險，并限制金融體系過高的收益率對實體經濟資金的高吸納以及對創(chuàng)新能力的打擊。從宏觀上來看，金融市場最終是實體經濟獲利的分享者，雖然政府可以通過挽救金融市場來阻止次貸危機的爆發(fā)，但要真正解決經濟危機，仍必須通過提高微觀企業(yè)和個人的創(chuàng)新改革能力，以此來促進就業(yè)和消費。
　　總而言之，日本以及歐美的經驗都表明，限制金融市場的過度自我膨脹，尤其是危機治理時期加強對金融體系的監(jiān)管，讓相應的機構承擔損失，鼓勵市場合法經營，獲取合理利潤空間，是政府中長期需要考慮治理的問題。

　　（作者系交通銀行金研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