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商務部數(shù)據(jù)，中國外貿從去年第四季度至今已經出現(xiàn)較為明顯的下降，且個別月份已經出現(xiàn)了貿易逆差，這意味著出口下降的速度已經超過了進口下降的速度。對此現(xiàn)象，究竟怎樣理解才是正確的呢？關鍵要看對外貿易的增長下降、特別是出口的增長下降是否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負面的影響。
　　事實已經做了注解，隨著外貿的下降，已導致經濟增長減速。其中的傳遞機理是很容易用凱恩斯主義的國民收入恒等式來加以說明的。即，國民收入（GDP）=消費+投資+出口-進口+政府支出。從這個恒等式來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只要等式右邊的出口下降了，那么等式左邊的GDP必下降。
　　當然，人們也可以從上述恒等式得出與我們完全相反的結論。因為除了出口，還有國內消費、投資、以及政府支出等因素也是可以推動經濟增長的。但是，這樣的推論在當下中國并不成立。因為目前的中國仍然處在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所講的經濟起飛階段，遠未進入群眾大規(guī)模消費的發(fā)展階段。
　　依據(jù)是：一，中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仍有50%，中國仍處在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中；二，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驅動，仍處在“干中學”的發(fā)展階段；三，盡管中國未來的人口增長呈老齡化趨勢，但存量剩余勞動的規(guī)模仍很龐大，只要存量的剩余勞動沒有被出清，即沒有實現(xiàn)充分就業(yè)，那么想要通過增加工資來增加內需是困難的。
　　以上情況表明，中國經濟增長正處在一種“囚徒困境”中：經濟起飛釋放了產能；但在起飛時又缺乏足夠的內需來吸收掉不斷增加的產能，從而不支持可持續(xù)的經濟增長。為了走出此困境，就只有依靠出口來平衡經濟起飛時期不斷增加的產出。
　　基于以上的事實，假如我們仍然選擇凱恩斯的國民收入恒等式作為分析工具，那么中國經濟在內需不足的前提下，投資帶來的產能增加必須依靠出口來加以平衡。
　　由此可見，在當今中國，出口是投資的函數(shù)；投資是就業(yè)的函數(shù)；就業(yè)是收入的函數(shù)；收入是消費（也就是內需）的函數(shù)。出口是原因，消費（內需）是結果。據(jù)此邏輯，我們可以得到基本結論是：在經濟起飛時期的中國，出口與內需絕不是替代關系，而是因果關系。
　　這種關系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當中國經濟因為出口下降而趨于衰退時，根本不可能通過刺激內部需求來加以對沖，其中的道理就在于，當下中國，內需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兩者根本無法替代。
　　從以上邏輯中，我們當然也不難得出同樣的結論，如果沒有出口，也不會有投資的增長，因為中國很大一部分投資是由出口拉動的；同理，沒有出口和投資的增長，政府的稅收也會隨之下降，于是試圖依靠政府增加財政支出來阻止經濟增長減速的可能性也是較小的。
　　最近幾年中，伴隨中國出口貿易增長率下降而來的各種經濟現(xiàn)象已經可以驗證以上的結論。在出口下降和內需不足的雙重壓力下，中國的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于房地產投資和政府的財政投資，而不是與出口貿易和內部需求相關的投資。這種“雙輪驅動”帶來的后果是極其有害的。
　　而時至今日，管理層試圖通過鼓勵發(fā)展新興產業(yè)的方法來阻止經濟增長的回落，但這又遇到了存量稟賦的約束，從而不可能被市場所接受。從存量稟賦來看，中國有太多的勞動要素和不算太少的資本要素，但發(fā)展新興產業(yè)不可或缺的人力資本和知識要素卻高度稀缺。而今天的新興產業(yè)大都屬于知識和資本要密集的，大規(guī)模發(fā)展這類產業(yè)將會導致普通勞動者就行業(yè)機會的減少，并且還會擴大擁有不同要素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
　　由此可見，受到多重約束的中國經濟要想保持穩(wěn)定的、可持續(xù)的增長，必須回到依靠出口貿易的道路上來。為此，我們就需要進一步探討導致中國出口貿易下降的主要原因。
　　從現(xiàn)有研究看，有三個原因：第一，是來自于國外的需求沖擊；第二，是來自于國外的供給沖擊；第三，是來自于國內的成本沖擊。在這三個原因中，我們更加傾向于國內的成本沖擊是導致中國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
　　我們先來看來自于第一個渠道的沖擊。從2005年管理層決定匯率制度改革以來，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升值幅度已經達到30%左右，由此造成的出口成本的上升對于技術進步緩慢的勞動要素密集產品出口企業(yè)來講是難以消化的，假如沒有稅收減免等因素的對沖，中國的出口競爭力勢必下降。
　　當然，我們可以借助于人民幣名義匯率的升值，將這些所謂的低端產業(yè)淘汰掉，然而，就中國目前的稟賦特征來看，它們恰好是中國參與國際貿易和分工的比較優(yōu)勢所在，而且也是人民充分就業(yè)的希望所在。所以，不管管理層是出于故意還是無意，若是把這類所謂的低端產業(yè)大量淘汰出局，那么就會引起國民收入（貿易所得）與工資收入（就業(yè)）同時下降、于國于民均不利的嚴重后果。
　　出口貿易部門成本沖擊的第二個渠道是實際匯率升值。實際匯率升值主要表現(xiàn)為工資和房地產價格持續(xù)上漲上，而工資與房地產價格上漲則是由一系列不當?shù)慕洕�措施所推動的�?BR>　　工資上漲的主要推動力來自于對勞動力市場的扭曲性干預。這種扭曲性干預體現(xiàn)多個方面。由此導致的工資上漲假如沒有生產率的提高予以配合，那么就必定會導致實際匯率的升值。
　　在這里，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厘清以下幾個相關的經濟理論問題，否則，就很難走出對中國勞動力市場的認識誤區(qū)。
　　第一，對于一個尚處在經濟起飛階段的經濟體來說，由于存量剩余勞動規(guī)模巨大，從而壓制了工資的上漲，因此其經濟增長的動力只能來自外部需求，而不是內需。內需只能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在這種情況下，若是想要通過刺激內需來推動經濟增長是難以奏效的。
　　第二，中國當前發(fā)生的“民工荒”不是因為剩余勞動出清、供求關系趨于緊張造成的。在農村人口還占總人口約50%、過剩勞動力還有上億人的情況下，是絕不可能發(fā)生勞動力供不應求之“危機”的。民工市場之所以發(fā)生勞動力供不應求的現(xiàn)象主要是措施不當造成的。
　　第三，在農村人口占到總人口半數(shù)的情況下，“劉易斯拐點”是不可能到來的。如果再考慮到目前中國城市工業(yè)和鄉(xiāng)村農業(yè)間在勞動生產率上所存在的巨大差距，那么勞動力從生產率落后的農村流向生產率相對較高的城市工業(yè)的空間依然十分巨大。
　　第四，工資增長主要依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當然還有勞動力供求關系不利于需求方的逆轉，但是，這兩個條件在今天的中國并不滿足。從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看，最近幾年，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在下降，所以沒有增加工資的理由。至于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也未發(fā)生有利于供給方的逆轉。在這樣的狀況下，政府比較合理的干預只能是根據(jù)社會經濟發(fā)展的水平，逐步提高社會最低工資標準。
　　而房地產價格上漲源于一系列“產業(yè)緊縮”政策。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實體經濟從實業(yè)部門退出，轉而進入行業(yè)門檻低、利潤誘人的房地產部門，從而導致中國房地產業(yè)的畸形發(fā)展。毫無疑問，伴隨投資和投機資金的大量入市，中國的房地產價格持續(xù)走高，這不僅推高了工商業(yè)活動的土地成本，也造成了巨大的工資上漲壓力（因為勞動者為購買住房所需的費用急劇提高了）。
　　回到問題的核心來看，受稟賦約束，中國目前的出口貿易只能以加工貿易為主，當中國在國際分工中扮演此種角色的時候，匯率升值對于中國來說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因為，中國加工貿易出口的產品，不是要素（廉價勞動）可競爭的就是產品可競爭的，匯率升值必定會被別人所替代，而不可能帶來出口商品的價格提高與貿易所得的增加。而伴隨著匯率升值而來的將是全球套匯資本的流入，并通過外匯占款的發(fā)行而導致流動性的增加與物價的上漲。
　　因此，中國有必要重新審視外貿戰(zhàn)略。第一，停止名義匯率的升值和浮動，通過開放國內市場、降低市場準入門檻、采用“以市場換市場”的方法來加以平衡；第二，減少對勞動力市場的不當干預，堅定不移地把當前正在推行的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落到實處，并加以鞏固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