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經濟數(shù)據描繪的圖景是工業(yè)增速低位徘徊、物價指數(shù)走低，人們擔心經濟將慣性下滑且可能超出政策容忍邊界。出臺萬億刺激計劃、大幅降準降息甚至全面放松房地產調控等呼聲不斷。此間觀察家認為，中國經濟正處于從兩位數(shù)增長平臺向相對趨緩增長平臺過渡，這種客觀趨勢并不是簡單的經濟周期問題，也不是宏觀政策力量所能左右的�？紤]到中國潛在增長率下降的大背景，未來應注重發(fā)揮市場　“倒逼機制”作用，推進結構調整。
　　與過去三十年相比，中國經濟最大不同是勞動力供給發(fā)生轉折性變化，并將深刻影響要素相對價格、經濟增長動力、貨幣投放方式等系列問題。二元經濟條件下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條件逐漸消失。更重要的是，我國新增勞動力在2012年左右開始急劇減少，資本邊際報酬率將快速下降，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將出現(xiàn)下滑。這將深刻影響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因為主要的要素投入——勞動力、存量資本都不支持經濟維持以往的高速增長，潛在增長率不可避免下滑。
　　靜態(tài)看，經濟增速下降將帶來就業(yè)缺口，但放在潛在增長率下滑背景下不必過于擔憂。以往，“保增長”是為了保就業(yè)，但隨著新增勞動力減少，需要匹配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在適度降低。2009年四季度至2012年一季度，GDP增速從12.2%下滑至8.1%，但同期就業(yè)情況并未惡化，全國求人倍率（勞動力市場需求與求職人數(shù)之比）已經連續(xù)6個季度高于1，2012年一季度甚至達到1.08，創(chuàng)下歷史新高，顯示職位需求高于勞動者供給。這一階段內，農民工外出務工的平均工資也從1340元上升至2049元。反映在宏觀層面，服務業(yè)價格指數(shù)的同比增速不斷升高，并于2011年初創(chuàng)下4.6%的歷史新高。
　　人口結構的變化還將對貨幣投放產生重大影響。過去的貨幣投放方式基本上是以貿易順差帶來的外匯占款作為基礎貨幣、以土地等資源品為抵押、以高杠桿的房地產投資帶動信用擴張和貨幣乘數(shù)，這一模式顯然漸行漸遠。
　　因此，應該謹慎使用逆周期對沖工具。理論上，降低資金價格能夠刺激投資意愿，但實際上面臨重要制約因素。經過2008年的寬松政策刺激后，政府、企業(yè)和居民杠桿率已較高，再度杠桿化的空間明顯收窄。
　　數(shù)據顯示，2012年一季度非金融上市公司的資產負債率達59.2%，創(chuàng)歷史新高，房地產業(yè)更是達71.7%，高額的地方政府債務也使得公共部門加杠桿空間有限。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上世紀70年代后日本潛在增長率開始放緩，廣場協(xié)議后，為了對沖升值維持出口競爭力，日本政府對內采取擴張的貨幣政策，銀行對內債權占GDP的比重不斷上升，股價、地價、樓價大幅上升。1989年日本政府開始施行緊縮貨幣政策，利率快速上升，股價和地價隨后出現(xiàn)“崩盤式”下跌，銀行形成大量壞賬，日本經濟進入了長期的“資產負債表修復”過程。同樣在廣場協(xié)議后，面對馬克升值的壓力，德國對內貨幣政策依然極為穩(wěn)健，而將功夫用到產業(yè)升級、職業(yè)教育等諸多改善經濟結構、提升長期競爭力的改革上，避免了經濟大起大落，保證了穩(wěn)定增長。
　　誠然，當前我國現(xiàn)狀與日本、德國有較多差異之處，但共通之處在于，潛在增長率趨勢性下降后，社會心理會根據慣性維持以往的高速增長預期，那么糾正增長預期并在實施過程中給予耐心與定力，就顯得非常必要。動輒放松銀根忽視了政策見效的背景和環(huán)境，也與結構調整、持續(xù)發(fā)展背道而馳。因此，各方應對宏觀調控保持足夠的耐心，同時調控部門要下定決心，發(fā)揮市場　“倒逼機制”作用，推進結構調整，加快體制、機制改革創(chuàng)新的力度，著力培育長期增長潛力。